长篇鬼故事：还魂

　一

　　现在没什么人听广播了,也许哪天广播就被取消了,不过那倒也好。

　　我是西城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主持着一档午夜的冷门节目,在绝大多数正常人都在睡觉的时段里,我干巴巴地为少数不愿或不能睡觉的听众朋友讲述一些城市里的奇闻怪事,用我的声音按摩他们的头脑。

　　我桌子上有一部深红色的电话机,它是我那个节目的热线,我每天都要在我的节目里把它的号码念上个十几遍,因此,偶尔也会有听众打来电话,好心地给我提供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绝大多数都很无聊,无非是些小市民的生活琐事,没人稀罕听。

　　不过,偶尔也有例外。

　　比方说,我昨天下午接到的那个电话。

　　那真是个奇怪的电话。它是由一个中年男人打进来的,为我讲述了一件离奇的事,我之所以认为它离奇,是因为他所说的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但是从他诚恳、一本正经的口吻里,我又感觉这个故事不像假的。

　　他说他叫刘峥,本市人,结婚七年,人们都说七年的婚姻会出现一些瘙痒,的确,最近他和妻子在感情上就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达到了动用武力互相殴打的程度。他承认主要责任在他,他和别的女人有了点不清不楚的瓜葛,被妻子敏锐地察觉了。

　　当他讲到这里时,我还没有对这个故事提起多大的兴趣,我委婉地建议他把电话打给《午夜倾心》的主持人那雪,我说她才是专门解答情感问题的大拿。

　　但这个男人马上抢着说,王维老师你让我说完,我还没说完呢,请你往下听。

　　我皱皱眉头,又不好硬挂掉电话,只好由着他往下说。

　　他说,他妻子察觉了他的不忠之后,就开始闹事,在摔烂了家里所有能举得起的物品后,她还是不够解气,于是就去摔自己。上周六晚上,她爬上了小区附近一栋四层高的楼房,那栋楼紧靠着马路,带有一些西方建筑的风格,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苏联人修建的,一直使用到今天,现在仍作为市水利局的办公楼指挥着西城市地下水的流向。他妻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爬到了楼顶,然后,啪地跳了下来。

　　她这一跳把我也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没想到这么快就见了血。我定了定神,立即关心地追问他妻子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算她命大,只是右腿骨裂。”

　　我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他欲言又止。

　　他吞吞吐吐地说,“可是,接下来在她身上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怪事?”我重复着。

　　他忽然不说话了,停了足有几秒钟,听筒里一片静默的沙沙声,我觉得他是在犹豫着什么,接着他的声音还是传来了,压得很低,简直就是用气流在同我讲话了,他悄悄地说:“我妻子她、她好像被一个鬼魂给附身了。”

　　他的声音像电流一样穿过了我的脊背,使我的后背一阵酥麻。

　　 二

　　根据他的讲述,她的妻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人事不省,经过抢救后脱离了危险,昏迷了两天一夜,他像个称职的丈夫那样日夜陪护在她身边,第三天她终于苏醒过来,可是令刘峥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她的声音竟然变了,不是从前他熟悉的圆润甜美的女声,而是一个陌生男人的粗哑嗓音,就像一个男人正躺在她身体里说话。与此同时,刘峥发现她的眼神也与原来大不相同了,那眼神硬邦邦的,看上去极为陌生。

　　她躺在病床上呆呆地注视着刘峥,然后慢慢低下头,将自己的身体察看了一遍,又伸出手摸着头发和脸,愣怔了片刻,便爆发出一阵粗鲁的笑声,那不折不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笑声,刘峥形容道,就是在小饭店的酒桌前经常能听到的那种肆无忌惮的笑。随后她猛地跳下床,就朝门外冲去,刘峥和一个男医生用尽全身力气都按不住她,最后一针安定剂的威力才迫使她安静下来。

　　刘峥认为是某个陌生男人的鬼魂侵占了他妻子的身体,他说,他一定是趁着她跳楼的当儿进去的,那栋洋楼已经有些年头了,那只鬼也许在附近徘徊了许多年,终于等到了这次机会——还魂了。

　　他讲述的时候我一直不置可否地保持着沉默。

　　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于是他直言不讳地问我,王维老师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信我?

　　“也不是不信,反正吧,总之……”我琢磨着怎么才能和平地让他把电话挂掉。我去年曾经硬挂过一个中年妇女的电话,结果她接连三天全天候拨打我的电话,接起来里面就跳出她的怒骂。现在的人,脾气都大。

　　“我听出来了,你一定是不信,这我理解,因为最关键的部分我还没说呢,等我说完了你肯定就信了。”

　　我握着话筒,愈发发愁了。“我说刘先生……”

　　“您先听我说。”他完全不让我说话,“我说到哪了?哦,她在医院里闹得厉害,医院也挺不高兴,说其他患者有意见,最好送到精神病院去,我知道她不是精神病,哪有跳楼摔出精神病的?现在医生的话不能听,我就把她接回家,又怕她闹腾,就把她捆在卧室的双人床上,打算找个高人来驱驱邪,可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咱也不知道高人们都隐居在哪,是不是都搬进山里去住了?昨天半夜她更严重了,连喊带叫,不住嘴地骂我,骂得那叫难听,吵着让我放开她,说她要去找一口什么箱子,她62年前藏在了一个地方,必须找回来,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放开他,就杀了我。王维老师你在听吗?”

　　我说我听着呢。

　　“她是1977年出生的,我指的是我爱人,她今年32,62年前她还没出生呢,不光她没出生,连她妈妈都没出生,她妈才55呀……”

　　我没兴趣听他介绍他的岳母,于是打断他:“你就是据此认为她是被鬼附身了?”

　　“她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绝对不像胡说八道……”

　　他说:“王维老师我真不骗你。要不咱见面说,我找你也没别的想法,你是主持人,认识人多,能不能帮我联系个高人什么的,我知道你是个热心的人,你可一定要帮我。”

　　我决定去见他当然不是因为他给我戴了高帽,还是他后面的故事吸引了我,尤其是那口箱子。

　　 三

　　我们约在市府转盘附近的一家咖啡屋见面,一个小时后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了那片墨黑的天花板下面。他看上去不像个妄想症患者,三十出头的模样,穿一件米黄色的休闲服,圆脸,有点木头木脑的,眼睛比一般人大,还有点微凸,说话时喜欢直勾勾地盯着人的眼睛看,倾听时则不住点头,但给人感觉他好像根本没听明白你的意思,点头只不过是种应承和敷衍。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只是把电话里那些内容又重复了一遍,增添了一些细节,我特意问到那口箱子,他说那鬼说得含糊,好像说是丢在什么地方的一口井里,只可惜不知道是哪里的井。我抿了口磨铁,说你真就那么肯定他是鬼魂附体?他说绝对是,他妻子前后的变化太大了,一看便知。于是我提出去他家里看看他的妻子,他欣然同意。他家住在东郊后峪的一个旧小区里,正是大风天,到处尘土飞扬,以至于下车后我揉了半天眼睛。楼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老楼,幽暗的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楼梯扶手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灰,让人辨别不出它原来的颜色是红还是黑。

　　他家在六楼,他开门时我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但走进卧室看到他的妻子时,我还是禁不住屏住了呼吸。那还是个女人吗?她穿着一套肮脏的白色睡衣睡裤,披头散发地躺在一架铁床上,黑色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张鼓胀变形了的嘴,嘴角里耷拉出一小块灰黑色的布。她的四肢被几条麻绳分别系在床头床脚,腰腹部则被一条像是绷带的白布条连同床板缠绕在一起,直缠了有十几圈,绑得死死的,透过发丝的空隙,能看到她正翻着眼珠盯着我俩。

“不是我心硬,不这样不行,要不整栋楼都得塌掉。”刘峥站在我身后小声解释。不用他说,我全都看出来了。

　　我朝床边走了几步,没敢走太近,就像在铁笼外观望着一只猛兽。女人一直死盯着我。我转过头压低声音对刘峥说,能不能把她嘴里的布拿掉,看看她说什么。

　　刘峥走过去拽掉女人口中的布。

　　但出乎我意料,女人没有叫,反倒表现得很安静。她静悄悄地望着我,我仿佛感觉到她周身弥漫着一股鬼气。

　　刘峥对她说:“把你昨天晚上的话再重复一遍,说说你是谁,还有那箱子是怎么回事?”

　　女人把视线移到他脸上,喉咙蠕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刘峥又问了一遍,仍旧如此,他转向我,有些无奈地说:“一阵一阵的,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来劲儿,什么时候又一声不吭了。”

　　他说,要不我带你去她跳楼的地方看看吧。

　　 四

　　我站在街边,远远地打量着那栋四层小楼。

　　它矗立马路边上,深灰色,仿佛一块巨大的方形水泥墩,正对着我们的那面墙上离乱地攀着一些爬山虎的枝枝蔓蔓,间隙中露出黑洞洞的玻璃窗。

　　暮色中行人寥寥,街边高大的梧桐树发出海潮般的呼啸,不远处一个围起来的工地上腾起阵阵黄尘,真有些遮天蔽日的劲头。我左右张望着,看到马路斜对过的背风处支着个修鞋摊,一个干瘦的老头扎着满是污迹的黑布围裙,正坐在马扎上给一只高跟鞋粘鞋跟。我穿过马路来到他身边,同他搭讪,他不热情,但也不显冷淡。我问他上周有没有看到有个女人在对面那栋小洋楼上跳楼自杀,他点点头,说事发时他就在这,是眼看着那女人被急救车拉走的。

　　我指着身后的刘峥告诉老人,跳楼的就是他的爱人,我是市电台的记者,想跟他了解一下当天的情况,能不能把女人跳楼的过程详细说一说。老人摇摇头,说他知道的也就这么多,那天他一直都在低头修鞋,那女的是怎么跳下来的其实他也没看到。

　　又聊了一会儿,见问不出什么新东西,我站起来,朝停车的方向走过去,走了几步心中一动,便又折回去,问道:“大爷,这栋小楼,除了上周那个女人跳楼自杀外,这么些年有没有发生过别的什么事,比如说自杀、凶杀什么的。”

　　“有倒是有,不过都是解放前的事了,都过去好几十年了。”老人头也不抬地说。

　　我立刻在他身边坐下了。

　　 五

　　老人告诉我们,这一带几十年来流传着一个故事,一直居住在附近的老户都知道,说是解放以前,这栋洋楼的主人是个开纱厂的资本家,不是姓苏就是姓黄,一天夜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人爬上楼顶跳楼自杀了,脑袋砸在楼下的洋灰地面上,当场脑浆迸裂。

　　我问,这事发生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大概是解放前吧,我那会儿还是个小孩,资本家发丧,我还跟着大人去瞧热闹,扒着墙头往里看,那时候这里还不是马路,更没有这么多的楼,这一片,也包括咱们现在坐的这块地儿,全是人家的宅院。那天看热闹的可不少,都扒着墙往里瞅,撵都撵不走……

　　一旁的刘峥兴奋起来,他把我拉到一边,满脸的激动,嘴唇抖得如同我们头顶上方梧桐树的叶片。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肯定就是那个资本家跳楼鬼附了我媳妇的身,你算算,解放前,距离现在正好是62年左右啊,时间也对上了……”

　　他语速越来越快,“那口箱子肯定真的有,一定是他临死前埋下的,不出意外的话现在还会在原地。你想想,能让那个死鬼念念不忘六十多年,里面的东西肯定不寻常。”

　　他说话的时候我没吱声,因为我也正在琢磨那口箱子。

　　箱子箱子箱子,它在我的脑海里鹰一样盘旋,一次次被美不胜收地打开,这次里面是金条,下一次是首饰珠宝,再一次又是珍玩玉器……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从我脑袋里轰走。

　　我说咱们先各回各家吧,天就要黑了,有事明天再说。刘峥还想说什么,我已经扭转身,快步朝马路对面我的桑塔娜2000走过去。

　　六

　　次日上午,我再一次驱车赶往那栋小洋楼,这次我是一个人,我没有通知刘峥。

　　昨天半夜我辗转反侧,一直难以入睡,我回忆着刘峥的话,我记得有一句是关于箱子埋藏地点的,在什么地方的一口井里。

　　修鞋的老人仍旧坐在那里,仿佛从昨天我们离开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今天是个好天,没有风,空气沉稳干净,天空像是被擦洗过一般湛蓝,阳光四处飞溅。

　　打过招呼后,我熟人似的在他身旁的小板凳上坐下。我问他一个问题:自杀的资本家院中是不是有一口井。

　　“井?”

　　“对,老式的那种井。”我两臂拢出一个圆,模拟着井口的形状。

　　他把一根锥子用力穿过一只坡跟女鞋的鞋帮,两只苍老的手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有。”他说。

　　“您肯定?”

　　他看也没看我,也许是不满我的疑问句。那根锥子又出动了,猛地刺进鞋帮的皮革,活像是在宰杀那只女鞋。

　　“过了这么多年,那口井早就没了吧,大概方位您还能不能辨认出来?”我有些急不可耐了。

　　他抬起脸眯缝着眼看看我,忽然抬起一只手指向了不远处那片工地。那里围着蓝白色的塑料板,上面印着黑色的“西城二建”字样。

　　“辨什么辨,那井还在,就在那里面,不过早就枯了。”他把手放下,“一直用石板盖着,那块地过去是水利局的后院,最近说是要盖住宅楼,没看都用板子给围上了?估计那井也该填了吧。”

　　我眺望着那片被遮挡起来的工地以及矗立在工地旁的小洋楼,这对我来说真是意外收获,没想到真的存在着一口井,那口井不仅真实存在着,而且一直存在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么是否也意味着那口箱子也正在由虚幻演变成真实呢?

　　它会不会真的就躺在井下,它肚子里究竟有什么?

　　我的肾上腺素在缓慢地分泌,在我身体里激荡起兴奋的潮水。

　　我走过去,隔着工地的围板听了听,里面没有人声,看来还没正式开始施工。

　　七

　　下午,当我在五金商店挑选工具时,刘峥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他气喘吁吁,他告诉我说他妻子又发作了,其实不用他说,我已经听到了背景中那歇斯底里地喊叫声了,那声音连绵不断,粗野而疯癫,就像一个醉鬼在满地打滚地撒泼,又像一头待宰的牲畜的号叫,令我毛骨悚然。

　　在这嘈杂声中,我犹豫着是不是该把我的收获告诉他,然后晚上带着他一起去,但最后我还是没有。

　　我说你别急,等过两天咱们再去一趟,好好调查一下这事,我正开会呢,先挂了。

　　我挂了电话,继续挑选我的撬棍、绳索和铁锹。这是为晚上准备的。

　　 八

　　我再一次把车停在那条街上时,天已经黑透了。我熄掉车灯,黑暗像一双恶作剧的手那样罩住了我的眼睛,只在指缝里透出微弱的几点光。白天里清晰的景象此时都变得影影绰绰,那些梧桐沉默地肃立在街边,僵硬地浮在黑暗里,像是已经枯朽成煤几万年了似的。

　　我从后备箱里拿出灰色塑料布包裹的一包东西,是一些工具,我包起它们是为了让它们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但是走了几步,我就发现我的失策,提着这么一长条灰突突的玩艺在别人眼里一定更加显得神秘兮兮,还不如堂而皇之地让它们裸露在外呢。

　我努力让自己走路的姿势不那么鬼鬼祟祟。我沿着工地的挡板走了一段,熟练地找到那块倾斜的塑料板,它摇摇欲坠,与旁边的邻居形成一道锐角型的缝隙。它就是门,我白天就已经侦察好了。我把工具先丢进去,然后跨过一条腿,把身体硬生生挤进去。

　　里面是一大片荒地,黑乎乎堆着砖石,我脚下是毛茸茸的草,长短不齐。

　　我扛着铁锹,朝着老人指点的方向摸过去,那些野草刮蹭着我的裤管沙沙做响,走了十几步,我就看到了那块凸起在地面上的石板,它被一片长势蓬勃的野草簇拥着,在黑暗中发着灰白的微光。

　　我蹲下身,伸手往水泥板下摸了一圈,摸到了粗糙的弧形,那是石砌的井台无疑。

　　我打开塑料布,先是把撬棍冰冷地握在手中,我听到几只蝙蝠在我头顶上扑棱着翼翅飞过,忽然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盗墓贼,这令我哑然失笑,同时也滋生出一些紧张。

　　我在手掌里吐了口唾沫,搓了两下,然后开始用撬棍撬动石板,达到一定角度时用力一推,石板便翻了个跟头滚落下去,砸在泥土上“噗”地一声响,就像一个人倒在了地上。

　　井口露了出来,黑洞洞地朝向天空,仿佛连结天空和地底黑暗的通道。

　　我趴在井台边,揿亮微型手电筒朝里面照去,果然是口枯井,井底看不到水,有的只是黑黝黝的污泥,井壁上几乎生满了墨绿色的苔藓,但还能看出一圈圈是由石块砌就的,很是齐整。我目测了一下,从井口到井底约有六七米深,我把带来的绳索缠绕在井台上,打了死结,然后把铁锹丢下去,攀着绳子下到井底。

　　井里的气味并不算难闻,有点像枯枝败叶腐朽后的气息,只是有些憋闷。

　　到了井底,我试探着先踩一只脚下去,大半只脚陷在污泥里,但已不再下沉,我放心地将另一只脚也踏上去,于是我便安然无恙地站在井底了。我抬头望望天空,圆圆的一块,带着毛边,黑中透着一点微红,没有一颗星。我心里冒出个可怕的想法,如果现在井沿上忽然探出一张煞白的脸来,微笑地朝着我点点头,然后把那块沉重的石板慢慢推回原处,那我可就完蛋了。

　　我晃晃脑袋把这个可怕的念头驱走,捡起铁锹,在井底挖了起来。

　　如果真有箱子被沉在这口井里,那么它只能在井底的淤泥里,虽然过去了六十多年,井也干涸了,但肯定不会沉埋得太深。

　　我双臂用力,如同划水,淤泥在逼仄的空间里飞溅,我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在井中显得分外清晰,就像是从一个巨大的音箱里放出来的一样,还夹杂着嘶嘶的杂音。

　　在挖到三十多公分深时,我的胳膊一震,锹头砸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发出了“铮”地一声。

　　我的心也随之发出了类似的声响。

　　我加快了速度,挥锹如轮,十分钟后,一个锈迹斑斑的长方体已完全显露出来。很明显,那是一口箱子。

　　我把铁锹一扔,一下子跪在泥里。

　　我抚摸着这口箱子,有些恍惚,好像还不太敢相信这个事实,我虽然做了精心的准备,并且大晚上跑来挖它,但更多的好像是出于一种游戏的、猎奇的心态,从我心底里,似乎从没想过我真能挖到它。因此,当它货真价实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觉我并不是挖到了它,而仅仅是在一场虚假的梦里梦到了它。

　　九

　　它躺在我卧室的地板上,不声不响。

　　黑色的铁皮箱子,大约有一个电脑机箱那么大,重量最少有30公斤,它的表面鳞片般覆着铁锈,还挂着些湿漉漉的泥土。把它弄出井着实费了番功夫,我把它系在绳索的末端,自己先爬出来,然后用尽吃奶的劲头才把它拖了上来。

　　等到把它弄上楼,几乎已经耗尽我的全部气力,一进门我就瘫软在沙发上。

　　它现在伏在我的面前,沉默着,我没有打开它,不是我不想,而是无能为力,我甚至找不到它的锁在哪里,它像是浑然一体的。

　　看看时间已经接近十一时,而凌晨一时我的节目就要准时开播,我必须在十二点半之前坐在直播间那把椅子上,我只好放弃了对它的研究,把它推到床底下。它摩擦着地板,发出了尖锐的噪音。

　　 十

　　下了节目,已经将近凌晨三点半,我乘着电梯到地库,在我发动汽车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刘峥。

　　这个时间打电话,也未免太晚了一点。

　　我戴上耳机,边倒车边接起电话,刘峥的声音传来,但和往日有些不太一样,像是丧失了热情,听起来冷冰冰的。“你是不是把箱子挖出来了?”他说。

　　我的心猛地一沉,车挣扎了一下熄了火。

　　“什么?”我硬着头皮反问,心里一阵阵透出凉气来,我实在想不出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可他的话随即解答了我的疑惑。

　　“是他说的,他又闹起来了,说你已经拿到了箱子了,有没有这回事?”

　　他粗重的喘息声透过话筒一轻一重地传来。

　　我装出被误解后嗤之以鼻的那种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拿到箱子?那箱子到底存不存在还没谱儿呢。”我停顿了一下,“再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它在哪啊,我上哪找去?”

　　他的怀疑似乎松动了,“可是、可是他一直折腾,比以前哪次都严重,非说你拿到箱子了,他连你的名字都知道,我从来没告诉过他……”

　　我更冷了。

　　“他还说你危险了,那里面的东西不能见空气,谁打开谁就会……死。”

　　我打了个激灵。

　　“神经病,以后别打我电话了。”我外强中干地骂了一句,假装愤怒地挂掉了电话。

　　手机的电镀外壳上挂满了汗水,衬衫黏嗒嗒地贴在背上,我好久没出这么多汗了,这么多冷汗。

　　十一

　　那个箱子在我床下放了七天,我每天都把它拿出来看看,然后再塞回去。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它,先这么放着吧。

　　打开就会死?有这么霸道?里面是什么?

　　是炸弹吗?

　　是芥子毒气吗?

　　是炭疽吗?

　　是病毒吗?

　　是放射性物质铀、镭、铯吗?

　　是所罗门王封印的大魔鬼吗?

　　是埃及法老王的诅咒吗?

　　是……吗?

　　我真是越来越担心了。

　　第八天晚上,外面下起了雨,闪电不时划破天空,我琢磨着箱子的事,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明天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将这一切和盘托出,里面有什么就推给国家来处理吧。

　　这样一想,我一下子就释然了,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有点饿,我打电话给必胜客,叫了份外卖,准备吃完了就去单位。

　　不到十分钟,门就被敲响了。

　　速度还真快,我嘟囔着,趿拉着拖鞋走过去打开了门,我怎么也没想到,站在门外的人竟然是刘峥。没等我露出惊诧的表情,他已然迅速挤进来,借着身体的重量砰地撞上了门锁。他像熊一样靠在门上,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阴沉表情,那双鱼眼显得更鼓了,眼白占据了眼眶内绝大部分,而且布满了叶脉状的血丝,就仿佛碎裂了一样。

　　这一切真是太突然了,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来干什么?”我恼火地望着他。

　　他肥大的鼻翼像巨大的白蛾鼓翅那样翕动着,眼睛愈加鼓凸起来。

　　“我来拿我的箱子。”

　　“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我喝问。

　　他伸出一只手,“给我。”

　　与此同时,他的另外一只手从背后挪出来,就像一个杀手从黑暗的角落中悄无声息地走出。那手里攥着一缕寒光。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那是一把刀,有一尺来长。

　　这把刀令我哑口无言了,本来我还想骂几句难听的话,但它一下子就让我客气了。

　　我乖乖地带他到卧室,把箱子拖出来放到他脚边。我注意到他原本空洞的凸眼睛里立刻掠过了一道光芒。

我刚想壮起胆子问问他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他已经抬起手给了我一刀。

　　又是一刀。

　　再一刀。

　　我就像慢镜头一样倒下了,我躺在地板上,感到肚子上像是有一些热水淌过,那口箱子就横亘在我眼前,庞大得像一条方形的山脉,可我的眼睛却有点像调不准焦的望远镜,任由它一阵清晰一阵模糊。我看到它离地而起,悬晃在空中,跟随着一双穿着黑皮鞋的大脚慢慢飘进了虚无里,随后我的耳朵听到了开门关门的声音,清晰得就像是对着麦克风发出来的。

　　然后就什么都消失了。

　　我醒来时,已经是两天之后,我身上缠着浸了血的绷带,但幸运的是我还活着。

　　幸亏我叫了那份外卖,他走后不到十分钟,送餐的小伙子发现了顺着门缝流淌到楼道中的血,好在还没有全流出去,我发誓以后再也不骂他们的广告了。

　　至于那个刘峥(当然是假名),他逃之夭夭,从此消失不见,不仅到现在仍没有抓到他,甚至连他的真实身份都是个谜。

　　我只知道,他是个绑架犯。

　　 十二

　　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尽最大的想象力去猜测,因此接下来的推断,未必就是真的。

　　一起绑架案,最难的环节是什么?想想就知道了,是安全地取回赎金。

　　要知道,那些家属一点都不讲信用,动不动就报警,然后警察就会蹲守在约好的地点,架起网,守株待兔。

　　取赎金这一环节是绑架是否成功的决定因素,我猜他一定花费了不少心思在上面,而小洋楼上那个女人的纵身一跳也许就是他绝妙构想的源头。

　　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跳楼,想必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但我相信是这件事启发了他。

　　也许事发当时,他就混在围观的人群里,若有所思。

　　他肯定也了解小洋楼资本家跳楼的传说,这传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他把这两件事嫁接到一起,诞生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计划。

　　于是,人质家属接到一个离奇的勒索电话。

　　“准备一百万……准备一个旧式的铁皮箱……把钱装进去……焊死……带上铁锹和粗绳索……打车……到桂华路……现在下车……右拐……走……继续走……进右手边的工地……有没有看到那口井……对……掀起石板……下井……下,别他妈啰嗦……用铁锹挖,挖坑……挖深一点……对,把箱子埋进去……好,石板盖好……回家……半个月后保证放人……不许报警,否则就准备收尸吧……”

　　至于他们报不报警,那是他所不能掌控的,他要做的就是尽量规避风险——找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人去替他拿回那笔赎金。

　　这就是他整个计划的核心。

　　这个人必须是与他毫无瓜葛的,这样即便被抓,也牵涉不到他。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挑中我的,也许他是我的忠实听众,也许他偶然在收音机前听到了我在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热线电话,不过,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

　　他编织了那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逐渐把我带进了他的局,他的最终目的,是引着我下到井里挖出那口箱子。

　　被绑在出租房床上的那个女人就是那张可怜的肉票,而我在电话里听到的男人的惨号声,也许就是他自己录的,同样是假象。

　　他肯定一连几天监视着我,一旦我被抓,他便会立即潜逃;如果我拿到钱,那么他就尽量想办法拖延几天,确认安全无虞后,再潜入我家将我杀掉,把钱带走。

　　至于那个修鞋老头,我想应该是他计划外的一个惊喜,即便我没有遇到这个老人,他也会通过别的方式把想让我知道的“线索”都透露给我。

　　他做到了这一切,几乎完美无缺,只是收尾时差了一点,没有把我杀透。但这无所谓了,是否杀掉我并不是他计划的主干部分,只是些细枝末节。

　　半年后,我养好了伤,我的声音仍旧飘荡在城市的夜空里,也仍旧有热情的听众打进电话来让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只是,我再也不同他们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