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故事：亲人，记我家的保姆李佩

　　这篇文，是写我小时候保姆的故事。

　　保姆叫李佩，清贵胄家族的儿媳。新中国初建时，她走进共和国创建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家庭，走进中南海十七年。当领袖为实现“理想”引发了一场动乱，她又为受难者的儿女，支起一片避风的港湾。

　　晚年，她坦然于贫穷，无悔于人生，留下的是伟大母性心灵的缩影。

　　父母尊敬她

　　1950年1月30日，姐姐出生了。建国初是供给制，母亲所在的全国妇联机关统一给生了孩子的领导干部找保姆。命运，就这样把李佩带进了我们家，无论平静的日子，还是风雨如磐的岁月，都无法分开。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延安人”。进城后，母亲董边从事妇女工作，主编《中国妇女》杂志十七年；父亲田家英1948年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間属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护疼爱下长大的。

　　李佩原名李贤佩，去妇联应聘时，她把“贤”字去了。我们叫她“阿姨”。“阿姨”在我们孩子心中，是和自己妈妈有所区别的“妈妈”。我们几个孩子，从小怕她又恋她。母亲放心她，把家都交给她。父亲比她小十一岁，可以说尊敬她。

　　我家吃饭，用的是一个矮圆桌，一边一个木扶手旧沙发，这是母亲和阿姨的专座。父亲从来和我们坐小板凳，且总是靠墙根坐。说到乐事儿，父亲爱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灰。这时候，阿姨总会边帮父亲拍打衣服，边数落着：“挺大的爵儿位，看邋遢的。”

　　父亲去世前几天，全家围坐在圆桌边吃饭，阿姨看出不祥的兆头。她后来和我说，“那天吃饭，我一抬头，见你爸眉头紧锁，两道抬头纹竖起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话老理多，她信就灵。

　　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

　　1958年秋，父亲见阿姨连着几个星期天有事，随便问了句，“干啥子去嘛？”阿姨说，婆家为分房，打官司呢。父亲半开玩笑：“李佩，你还要当小业主啊？我还是个无产者呢，咱们是一家，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如果说，父亲的话前半句有点玩笑的意思，后半句可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给阿姨养老，是我们全家人的共识。

　　五六十年代，“小业主”是很不名誉的出身和成分。父亲一句话，让阿姨放弃了房产——就跟着共产党的这个好人家，奔吧。

　　我们全家是1958年搬进中南海的。

　　1949年8月父亲随毛泽东进中南海，一直住在丰泽园西边不远的静谷。

　　“静谷”是一个有院墙的园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間厢房，据说是当年太监住的下房。园内古木林立，苔草丛生，一条条碎石小路，曲曲弯弯。早晨满园雾气，太阳穿过树叶遮蔽的缝隙，婆娑地射进来，雾才一点点散去。乌鸦会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呱呱的叫声，给静寂带来一阵喧闹。一次，姐姐和我说，静谷的乌鸦真坏，今天它们把屎拉在正在院里刷牙的爸爸的牙刷上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

　　1959年秋，与静谷相邻的供首长休息娱乐的场所春藕斋要修缮，静谷也在修缮范围，父亲才搬进永福堂。

　　这是一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从北头过来依次住着陆定一、张际春、我们家：陈琮英（任弼时夫人）、胡乔木、杨尚昆，但院落的格局不尽一样。

　　永福堂最早是朱老总住，以后是彭德怀住。彭老总在永福堂住了近七年，庐山会议后去了海淀的挂甲屯。从1959年到1966年，我家在永福堂也住了近七年。

　　永福堂是个只有大北房、东西厢房的三合院，北房两边各有一个小耳房，前院正房是永福堂院子的南墙。

　　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父母亲住永福堂，我们小孩随阿姨住在中南海乙区称做“南船坞”的一座三层灰楼（也叫南楼）。楼里住的多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医务人员，知名的有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王敬先、毛崇横、田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等人的家。警卫局是保卫毛主席的“禁卫军”，我想，父亲没让我们和他住一起，是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他把我们安排住在保卫毛主席的一群人中間，当是最最放心的地方了。

　　南楼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再早，母亲带着我住在《中国妇女》杂志社，以后又住过万寿路父亲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院。无论住在哪里，孩子都交给阿姨。阿姨从不休假，从不离开我们。

　　阿姨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

　　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机关三天两头检查卫生，每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是亮的。”

　　按季节，我们几个孩子的衣服，该穿什么穿什么，棉衣棉裤也分薄、厚。阿姨一年要做十来双鞋，我们的、她的儿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细致又齐整。

　　阿姨还做得一手北京饭，讲究什么节气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的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可他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窝头都抢着吃，一手抓一个，说怕吃完没了。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

　　依恋

　　我五岁开始记事。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是我趴在阿姨背上，抱着她脖子哼叽。阿姨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里转。我出水痘了。

　　母亲后来说，你阿姨背了你一周，听说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红布把灯遮住，生怕落下什么毛病，你可不能忘啊……

　　小时候，姐姐上香山幼儿园，家里只有我，我就像个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

　　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碰过我们一指头，阿姨却常常用笤帚疙瘩打我们屁股，作为对我们犯错误的惩罚。

　　我几个月大时，姐姐小，不懂事，用脚踩我肚子玩。阿姨急了，拉过姐姐啪啪打屁股，母亲正从门口过，连说“打得好！打得好！”阿姨明白：谁家孩子不金贵？这是董边信得着我呀！

　　打是打，但阿姨只打我们屁股，用包了布的笤帚头打。久而久之，我们自知犯错误了，一招呼，自觉地趴下受罚。

　　有一次，我们坐儿童三轮车从幼儿园回家，六七个孩子在车上打打闹闹，正赶上蹬车的老头儿下来和人打招呼，车头一下扬了起来，我们倒向后边挤成堆。好在人小，没分量，挤在一起还逗呢。可拉车的老头儿吓坏了，回来就给住我们楼的幼儿园岳老师告状了。

　　晚上，我们听见门口岳老师和阿姨的说话声，知道“坏了”。一会阿姨进来，气的脸变得老长，凶凶的。哥哥叫着：“阿姨饶命”，一边告饶一边往床边靠。阿姨问：“谁带头起的哄？知道不知道错了？”我不会喊饶，就会哭，用哭声本能地告饶。

　　“趴下！”听到这声命令，就是没商量了。我们趴在床沿，自己扒下裤子，露出小屁股。包得一层层的笤帚疙瘩，打下去不是太疼，多半是委屈。一打，我就放声大哭。可我不知，我的哭，实际是给阿姨助威呢，说明打得有成效，孩子知错了。这一点，我是上小学四年级最后一次挨打搞明白的。早已忘了犯的什么错，只记得那天我咬住牙，心想就不哭。一下两下，阿姨最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死丫头，长大了，打不动你了啊！”原来，阿姨凶凶的脸和生气的样子，是吓唬我们的，她没生气呀？

　　从那以后阿姨再不打我了，我长成大姑娘了。

　　打小她打我，我从不恨她，哭上两小时也要等她给我下台阶；大了不打我了，我更恋她；懂事了，觉得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她。

　　情感随着人的长大“成长”着，有一天，我懂得了“思念”。

　　九岁那年的五一节，阿姨请假回娘家了。晚上，在永福堂勤务员打饭吃的。又看了电影《鬼魂西行》。十点，我们才回南楼的家。

　　一进门，没人，大月亮照得床上亮亮的。我一眼看见枕头上放着的衬衣和罩衣裤，都叠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我和姐姐上的育英学校是寄宿制小学，学校逢周五换衣服，但回来阿姨就都给换掉，嫌机器洗得不干净。今晚却只见衣服不见人，我第一次有了“想念”的心情，心里一酸，眼泪默默地流出来。

　　德利姐姐

　　德利姐是阿姨的女儿。

　　德利姐性情爽朗直率，不落俗套。她眼睛大大的，梳两条长辫子，爱穿各色浅格布上衣，配上背带裤，在我眼里，她怎么打扮都好看。

　　父亲爱叫她“标准中学生”，全家人都喜欢她。父母视她为我们家的孩子。几乎每周末德利姐都来，看她妈妈，也看我们。父亲若出差，都忘不了委托秘书室负责人陈秉忱通知中南海小南门，给德利姐放行。

　　说来，还是我父母亲鼓励德利姐读书，她才走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

　　德利姐最初也随阿姨到妇联看孩子。母亲知道了说：“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可供给制每月以小米计酬，阿姨哪有钱给德利交学费啊？甚至想把德利嫁嫁给椿树胡同口那个修车的小伙子过日子得了。母亲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德利很快就上学了。

　　德利姐小时，跟姑婆（德利的姑奶奶，她一辈子未出嫁，是李家的老姑娘）到齐齐哈尔六爷家上过几年学，可以直接插班，初中考上灯市西口的女十二中。父母一直给她交学费，直到改工资制后，阿姨每月有20元，德利姐上学就是阿姨供了。

　　父亲希望德利将来上北京师范大学，当一名教师。他说德利口齿清楚，说话直爽，心眼善良，是当老师的好料。

　　可德利姐没能实现父亲的设想，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卫校。德利姐说，后来一想起田叔希望她当教师，就觉得对不起田叔。我能理解她，她想早一天自食其力，不忍心让她母亲再操劳。

　　德利姐大我十六岁，对父亲记忆深。许多往事，我都是听她说的。

　　有件事，无论什么场合，德利姐一提起就会哽咽落泪：

　　1955年，我不幸患肺结核休学了。我妈性格要强，她不愿意求助董姨和田叔。走投无路，我冒胆给田叔写了信：“我病了，这事我妈知道，她不让我告诉您，更不能给您添麻烦。让我在家休息。我不甘心，难道就等死吗？我是偷偷写这封信的，不过，也不难为您。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吧。”田叔给我回信了：“知道你病，很是挂念。肺结核这种病从传染上讲是可怕的，但从治疗上讲并不可怕，因为有特效药。你还年轻，生命的路才刚刚开始，要勇敢地面对它。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有我们在，一切不成问题。见信速来一我这里。因手边有事不多写。”那天下着小雨，我打起伞飞也似的赶到田叔处。田叔给了我300元，要我去买药。我每天从朝阳门东大桥走到东单口医药商店排队买药，可几次后，有钱也买不到药了。太难了，我只有再找田叔。见我失望的眼睛，田叔半开玩笑宽慰我：“你看有钱都没处买药。这病你得还不如我得，我得了还可以疗养，还可以借机多看点书。”田叔找了中南海后来给毛主席当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大夫，为我要到60支进口的链霉素注射液。两个月后，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连老师都十分惊讶。田叔为了我身体恢复得彻底，在女十二中对面不远处有名的萃华楼饭庄，给我包了半年饭，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学生小饭桌”。

　　父亲喜欢德利的率真、透明，对她像自家孩子一样。父亲的性情活泼洒脱，在德利姐的记忆中留下许多故事。

　　父亲有时带姐姐小英到王府井买书，他们会去灯市西口，等德利下课，给她个惊喜。

　　果然，德利姐一出校门，看到马路对面的田叔和小英，高兴得跳起来。父亲带着她俩去椿树胡同康乐餐厅吃馆子，神秘地说，这是给慈禧太后做饭的宫女开的饭店。德利姐注意了，从厨师到服务员果然全是女的。一条大鱼，端上来还带着鳞，跟活的一样。父亲用筷子把鳞一揭，鲜美的肉才露出来。

　　一次，德利姐到永福堂借书，父亲向她道出存在心里多年的一个心愿。

　　父亲的存书多，是中南海有名的。父母住的三问正房有二十来个书架，西厢房整个就是书库，整齐高大的书架，想拿上边的书，得踩上小梯子。不过这里存放的是毛主席丰泽园放不下、也不常用的书。书架上大多是政治类图书，选书时，父亲让德利读点《资本论》，德利摇头，说喜欢看小说。提到小说，父亲说：“我有一个心愿，这辈子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我死不瞑目。是有关爱情的小说。”

　　记得母亲也说过，在延安和父亲谈恋爱时，父亲就说想写一部小说，写一对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但始终没有写成，说生活素材积累得太少了，写不出来。

　　父亲想写什么，已不可能知道。但以一部小说的形式，把他积蓄多年的对生活对情感的感悟表达出来，这当是真的。

　　“中南海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阿姨嘴里的老话多，什么“孩子，孩子，日子过的就是孩子”。什么“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的确，父母亲再忙，有阿姨带着我们，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家里有套从王府井信托行买的硬木八仙桌，带四把椅子，四个方凳。桌围子雕有镂空花格，擦格子是我们的活，小手掏来掏去，擦得锃亮。

　　擦桌、扫地后，阿姨给块水果糖。那时一家一月就二两水果糖，仅够发奖用。

　　买米买面、打油盐酱醋，都是去中南海东门外南长街的小商店。从南楼出发要走小两站地，“我帮阿姨拿”，这是上小学前我们“出远门”最好的理由，我们幼儿时期的小竹车成了阿姨的运输工具。

　　东门外的世界真热闹，锔锅锔碗的，修伞的，钉鞋掌的，还有用旧铺衬换盆碗的。有时换个大粗瓷碗回来，一路捧着美着呢。买了米面吃食，小竹车就得让粮食“坐了”，我走累了，拉着阿姨的衣襟哼哼。

　　“下回还去不去了？阿姨一句话，我撒腿跑到前边的桥上，等着帮阿姨推小车。

　　发票证的年代，每月一人二两肉票，阿姨攒着买了一斤五花肉，周末我们回来炖红烧肉吃。冬天，肉放在窗台上用大碗扣着，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被老鸹叼走了，大粗瓷碗也给掀到楼下摔两瓣了。阿姨为这事唠叨了多少日子：”呸，死老鸹，你倒给我们留点，都叼走了。“那年月，一点肉都心疼啊。母亲说阿姨快成祥林嫂了。

　　困难时期，中南海里自家不许开伙，一律吃食堂。我和姐姐住校，周末回来都到东八所食堂吃饭。印象里总是白菜豆腐，那白菜还尽是帮子，没油没味，比我们小学食堂的饭还难吃。父亲偶尔拿来桶豆油，阿姨就给我们用白面蘸点芝麻炸排叉（一种老北京的点心），真解馋啊。

　　困难时期过去，生活又好起来。

　　中南海是北京最早用上煤气的地方，是从人民大会堂通过来的。南楼是筒子楼，有一个集体大厨房，灶眼挺多，但油盐酱醋得从家里端。我们住最东头，离厨房最远。阿姨一叫：”二丫头，帮着。“我就巅巅儿地跟着一趟一趟往厨房跑。拿酱油醋，端炒好的菜，拉圆桌，摆小凳，好像做游戏。阿姨像木偶戏里提线的，我像随线蹦跳的木偶。

　　冬天，我疯玩得掉进了冰窟窿，好在水不深，哥哥连拉带拽把我拖出来，棉裤全湿了，到家裤子已冻成”烟筒“。我们一路忐忑，吓得以为该挨打了。一见着阿姨我就委屈地哭了，阿姨急得把我扒个光溜塞进被窝，连数落带心疼，哪还舍得打？

　　夏天，跟男孩子到解放军跳高的沙坑，比谁光脚走的趟数多。回家热得像个红脸大关公。阿姨抓着我，一边洗脸一边说：”二丫头，你傻啊！“

　　生活像平静的水，却过得有滋有味。

　　德利姐工作了，姐姐上中学，我和哥哥上小学，阿姨心里松快多了，有时抓空还去长安大戏院听场戏呢。

　　常听她说：”中南海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我看见阿姨哭了

　　有一幕，我总也忘不了，那天，我看见阿姨哭了。

　　玩够了回家，到门口听见勤务员王叔叔的声音，高兴得正要冲进去，却听见阿姨的哭声。”那老丫头（指姑婆，即上文提到的德利的姑奶奶），欺负人啊，使唤儿媳比使唤丫环还狠，嫁到李家，我没享过一天福，只有受气的份。“她道不清受压迫的理儿，可她知道自己命苦。

　　我顺门缝往里瞧，阿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王叔叔在纸上写。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王叔叔还一个劲儿地劝，可越劝阿姨哭得越伤心。

　　那是1962年，正是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文革“后才知道，当时中南海也在清查阶级成分……

　　这以后，楼里几家人的奶奶、姥姥走了，有的全家搬出了中南海。

　　阿姨没被清走。我现在想，一定是父亲说了话。邻门的燕燕奶奶，一个山东农村的”小地主婆“都走了，何况一个保姆呢？

　　阿姨不知道父亲的保护，父亲不会告诉她，说出来只会伤害她。

　　父亲一贯反对一”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理论上就说不通。秘书室的干部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时，被父亲保护的何止一两人。

　　分别

　　1966年，我们幸福的家，父亲母亲、三个孩子和阿姨，呼啦啦一夜間似大厦倾。

　　那是5月23日上午，父亲在永福堂自尽了。几年前，网络上有传言”田家英死于他杀“，完全是造谣。

　　我和姐姐都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后被拦在中南海门外，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丰盛胡同一处大杂院，那时我不到十四岁，还不理解”出事“的概念。

　　我们所搬的是阿姨和我们的”家“，父母住的永福堂里的东西全被查封了。

　　搬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在丰盛胡同口饺子馆吃的饭。我挨着阿姨坐，见母亲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落下来，她把饺子夹到嘴边又放下，半天没吃一个。我诧异，母亲在我心中是”神圣“的。父亲一直称妈妈是家里的”女皇“，一切听妈妈的。我悄悄拉拉阿姨的衣襟，暗示她看妈妈。阿姨捏了我一把，意思是不要出声。

　　在丰盛胡同住了两个月，父亲新来不久的勤务员陈义国天天来送报纸，田主任长田主任短的，为保密做障眼。但阿姨很快从他的脸色中，看出问题不简单。

　　我们照常去上学，还像快乐鸟。大杂院已对”田家英死讯“风言风语，阿姨听见了，却什么也不敢说，怕伤着我们。

　　两个月后，母亲被拉到妇联去批斗，中组部从母亲那挖不出有分量的”田家英罪行“，不再管”田家英家属“，把母亲交妇联管理了。

　　7月份，一天内我们居然搬了三次家。家什才卸车，一声指令，装车再走。原因是押送”移交“田家英家属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嫌母亲机关给反革命家属安置的房子太好了。

　　我平生第一次坐卡车，从西城转东城。单纯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屈辱，只会玩呢。可阿姨心里明明白白。直到落日，也没找到一处那位干部认为”适合“的房子，我们只好临时住进妇联一进门的大汽车库。

　　多年后，母亲在《回忆实录》（未刊稿）中写道：”批斗后，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去上厕所，看见二英（我的小名）在厕所外边洗手，我很奇怪，她为什么在这里，趁吃饭时，留心观察。见李佩带着小英、二英、家义，住在汽车库里，啊！原来把她们也赶出来。真可怜，我流下眼泪。“

　　由于父亲被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母亲成了妇联领导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给她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和丈夫开黑店，卖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顶顶大帽子。

　　批斗中，××（妇联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台下忽然大喊：”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这声喊如同号令，人们一下把母亲揪到台下按下了头，吼声骂声铺天盖地。

　　好人往往比恶人觉醒得慢。这次批斗下来，母亲才醒悟，她已被定成敌人了。

　　我们的家，最终安置在灯市东口妇联职工大杂院一間十二平米的平房和一个废车库。母亲住车库，阿姨带我们住平房。

　　母亲在《苦难的十一年》（未刊稿）中记述：”住在汽车库，空气很坏，光线很暗，晚上没有台灯，无法看书，常常躺在床上想问题。我认为自己历史简单，出身清白，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的处境是受田家英问题的牵连。下放劳改，到农场，我都不在乎，但家里的事，必须处理好。保姆得辞退，不能连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时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

　　那天，全家在房门口小桌上吃饭，母亲把阿姨叫到屋里。似乎听见母亲在说”走“，我伸长了耳朵，是母亲的声音：”孩子们都大了，不用照顾了，她们可以自己生活了。“这是托词，阿姨怎能不明白？

　　听见让阿姨走，只觉得轰地一下，像地震，我”哇“地大哭出来。

　　母亲应声出来，还是那么严肃：”哭什么哭，没出息！“说完甩脸走了。

　　阿姨跟出来，蹲下把坐在小凳子上哭得直抽的我搂到怀里：”谁说阿姨走，阿姨不走，阿姨等我二英上完大学才走……“”上大学“三个字，一下让我回到现实中。学校停课批斗校长呢，没有”上大学“了。我哭了，思维理智多了，心被阿姨的话温暖着。

　　下乡插队八年，寂寞时，想亲人时，就会想起”阿姨等你上完大学再走“的话，是憧憬？是思念？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享受着这份内心的温暖。

　　呵护

　　母亲谈话第二天，阿姨走了。我以为从此和阿姨分开了，可阿姨早已是亲人，无论”文革“的阻碍，还是天各一方的分别，都没能把我们分开。

　　1969年2月，我突发阑尾炎，母亲在关押中，姐姐下乡了，我一人到北大医院，一经确诊立刻手术。我没有一分钱，三天后我捂着肚子下地给阿姨发了信。第二天她送来五斤粮票和五块钱。

　　一个月后，我就到东北插队去了。

　　离京那天，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送别的人，我却孤零零的一人，心头飘过一丝凉意，觉得自己可怜。

　　扭头間，我看见阿姨了。走前我给她去信让她不要来送，可她还是来了。她是怎么找到站台找到我的？想不了那么多，我一下子扑上去，娘俩抱在一起，阿姨的眼泪落下来，我没哭，有人送，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在乡下，邮递员的到来，是知青集体户最热闹的时分。母亲关牛棚的三年，不许通信。我的来信是阿姨和姐姐的。我把乡下的新鲜事都写给阿姨和姐姐，每封长长的五六篇，然后就开始盼着来信，那种盼，使你感觉北京还有家，姐妹还在一起。

　　离开我家，阿姨只有投娘家人了。父亲当年说阿姨别当小业主的话，真说准了。”文革“中，老李家的姑婆成了小业主，德利姐看见她被剃成阴阳头挨斗的样子了。

　　阿姨娘家有間小房，从前德利姐上学时用的。阿姨把房子换到德胜门外一間十二平米、厕所和用水都在院外的简易房。屋里一张大床，一个方桌两把椅子，两个箱子，一个橱柜，已然是全部家当。

　　在母亲被关押、下干校不能回家的六年間，阿姨这間简陋的小屋，是我和姐姐插队回京时的家。

　　冬季乡下没有农活，知青小半年逗留在北京。这是我和阿姨聊得最多的时光。我们远的近的什么都聊，但聊得最多的还是在中南海的往事。最后，话题总要落到父亲身上，阿姨总要长叹一声：”哎，要说你妈你爸不是好人，这世上就没好人了。你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成天拿着报纸，在上写呀划呀，哪有星期天呀？老天爷有眼，好人有好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忘不了，”文革“中说父亲是好人的，阿姨是一个，梅行夫人聂眉初是一个。

　　阿姨讲到父亲的事，还是习惯地数落他：”瞧你爸多大的爵儿位，多大的学问，中南海里谁不敬他？老话说：‘露多大的脸，现多大的眼。’我说他就是玩字画玩坏了，招人恨了。“

　　”你爸什么时候讲究过，头发像乱草窝，鞋总露着脚趾头，脚后跟都开了绽。说他，他嘿嘿一笑，‘有啥子嘛，穿这鞋子不是照开毛主席的会吗？’“

　　说这些，阿姨准落泪。她伤心我也跟着伤心。

　　阿姨的生活来源，是儿女每月给的拢共二十五元。紧巴巴的，也就够上吃饭，过冬的煤火得靠秋季揽点棉袄活，三两块攒出来。冬天见我们来住，真想多添一块煤，把屋里烧暖和点，可就这一块煤愣是添不起呀。

　　我和她生活，把大半年干农活分得的五六十元交给她。她每月计划着用十块钱。她给我包饺子、烙饼熬白菜、蒸玉米面大团子，怎么吃都香。

　　年年回京，年年住在阿姨家。眼见着，阿姨渐渐老了。原先大高个，现在背驼得越来越弯。棉袄大襟上做饭吃饭留下的嘎渣，连她自己一天都不知要埋怨多少遍：”我原先哪这样呀？“”我哪儿这么懒？这哪儿像我呀！“

　　小时听阿姨念叨过，”人怕受老来贫“。想起父亲常说的我们给阿姨养老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样的紧日子，阿姨把苦藏着，掏给我们的，是一颗温暖的心。

　　尾声

　　最后一次见阿姨，是1983年的五一节，我怀孕快生了，挺着大肚子去的。阿姨脸肿得红光发亮，腰背更弯了，连喘气也费劲。

　　那时我不懂老人的病痛，见阿姨还在给我做饭，没有躺在床上，就以为无大碍。老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阿姨已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走时，阿姨对我说：”回去跟你妈说，给阿姨要一百块钱。“这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回来我就和母亲说了，钱是姐姐送去的。

　　阿姨直到最后，照旧笼火，提水，上公厕，没有倒下一天。

　　德利姐来了，阿姨拒绝医院的治疗，平静地走了。

　　前两年，听德利姐说，落气前一晚，阿姨昏昏迷迷地说，铺盖下有董姨给的一百元。第二天德利姐真的摸出一个信封。给阿姨发送、租车、火化的费用，整整一百元。

　　父亲一直说给阿姨养老，但世事变迁，父亲早于阿姨走了。

　　阿姨没忘父亲的承诺，最终给了我父母亲一个圆满。

　　都说”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想我阿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