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幻故事：瑞典监狱亲历记

2004年1月，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宣布抓获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在被美军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伊拉克一个特别法庭正在筹备对萨达姆和他的同谋的审判。而萨达姆通过律师提出申请，要求在西方国家受审，目标锁定为瑞典。瑞典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即便所控罪名成立，他也可以留下老命苟延残喘。同时，萨达姆如果在瑞典受审，自然会在瑞典服刑。当然，萨达姆打错了如意算盘，瑞典拒绝了他的申请。2007年，萨达姆在伊拉克被执行绞刑。

萨达姆为什么会选择瑞典？带着这个疑问，武汉高校英语教师书虫利用在瑞典皇家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实地考察了瑞典的监狱。

坐牢在家里

瑞典的监狱系统被其他欧洲国家视为典范，在瑞典监狱系统的官网上，服刑者不叫“囚犯”(prisoner)而是“当事人”(client)，监狱的作用不仅是惩罚罪犯，更重要的是为服刑人员出狱后重返社会作准备。瑞典共有54座监狱，监禁时间最短14天，最长是终身，但后者往往可得到减刑，所有监狱实行安全分级制，从A到E级，开放式监狱则到F级，A类囚犯最危险。

瑞典大部分监狱建于19世纪，貌似古堡；少数建于80年代，好像现代公寓楼。监狱的容量在45张床左右，只有少数超过100，平均每个监狱关押约80名犯人，相当于我国两个班学生数。监狱目前是人满为患，新犯人要进去还得排队。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困境，瑞典从1999年开始全面实行短刑期犯人在家服“电子徒刑”。

在皇家理工大学附近的超市里，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囚犯。这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衣着整洁，自由地购物、结账，时而和遇到的熟人打招呼、聊天，如果不是脚踝上戴着《越狱》里麦克戴的那种跟踪器，实在看不出他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和我一同购物的皇家理工法学院教授佩尔森认识他，小声地告诉我说：“他叫劳尔，开了一家宠物养护中心，1个月前女朋友被上司性骚扰，他一怒之下把那家伙打得头破血流，所以被判电子徒刑2个月，这就快刑满释放了。”“电子徒刑？”我很不解地问。“电子徒刑是指刑期在3个月以下的犯人，戴个跟踪器在家坐牢。这个跟踪器会把信号发送到犯人家里的电话上，电话线的另一端则连接着看护人员的电脑。这样，犯人1天24小时都在监控之内。”“还有这么自由的监禁啊？”我相当吃惊。佩尔森笑了一下说：“其实也不自由。劳尔必须参加监狱给他安排的各种活动，还要接受定期检查。除了学习、工作和参加地区监狱安排的活动外，在家坐牢的犯人不允许外出。他是独居者，所以可以去超市，有家人同住的是不允许购物的。”只要是违法犯罪都会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瑞典从轻发落短刑犯，使真正被关进监狱的人数逐年下降。

监狱无枪支

佩尔森看我对监狱感兴趣，就专门带了我参观了两个监狱，其中一个是没有枪支的监狱。

这个监狱在瑞典南端的马尔默市，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隔海相望。马尔默监狱位于居民区内，离开主干道再穿过一条约百米的林荫小道，就到了监狱门口。瑞典的监狱是开放的，访问监狱并无复杂手续，任何人包括外国人，无论你和犯人有没有关系，只要电话预约一下就可以探访。

监狱的大门既不森严也不庄重，只是普通的木门，与普通住宅无异。门前没有任何饰物，门内没有警察，法庭上没有国徽和国旗，法官、检察官、律师也没穿制服，一切归于自然，典型的“宜家风格”。如果不是佩尔森明确告知，我还以为进入了一家公司的会议室。

把随身物品寄存在一个专用的柜子里，又经过几道安全门，我们进入了犯人的宿舍区。据狱警介绍，以前进入监狱不需要安检。后来有人竟然将枪支带入监狱，帮助犯人成功越狱，才有了现在的安检。接待人员首先将我们带入一间会议室，监狱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典的监狱制度和马尔默监狱的状况，工作人员向我们发放免费的资料。开放性是瑞典政府部门的基本要求，向官员提任何问题，他们都会平和而认真地回答，这里没有“国家秘密”。

瑞典总人口900多万，和武汉市人口数量相当，常年在押犯人有4000多，其中约80%的囚犯是吸毒或其他与毒品有关的罪犯。他们被视为病人，有医生、心理专家和专职指导人员进行综合治疗。在押犯人中，外国人占了约三分之一，主要是前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人，也包括少量亚洲人。瑞典本国人因抢劫、盗窃坐牢的，极为罕见。马尔墨监狱算是瑞典的大型监狱，关有140名犯人，但却有约120名工作人员为犯人服务！这代价也太大了吧？但大部分瑞典人觉得值！国家每天要支出约1600克朗(约合1600元人民币)的费用。他们认为监狱是一个教育场所，责任在于让犯了错误的人回归正轨，而不是用惩罚让他们更加仇恨社会。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很难区分犯人和狱警，大家都穿着便服，犯人也不剃光头。我指着一个彪形大汉问接待员：“这个是犯人吗？”她笑着说：“不，他是工作人员。”我又指着另一个清瘦的老者问：“他是工作人员吗？”她又笑了：“不，他是犯人。”她告诉我识别的办法：胸前有一个小牌牌的就是工作人员。瑞典监狱的人性化管理于此可见一斑。难怪萨达姆想选择在瑞典服刑。

犯人每人有一间小屋，约十平米。我探头进去，房内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台电视，一张桌子，外加杂志、书以及日用品。监狱里也有一间用来关禁闭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床的四周有几根捆绑带。犯人如果实施暴力就可能被关禁闭，绑上几天。这算是我在监狱里看到的最吓人的设施了。随后，工作人员又将我们引进一间装饰得更温情的房子里，说这是给犯人会见朋友用的。房间里另有一张儿童床，是为来看犯人的孩子准备的。无论是否是配偶，只要是异性朋友来访，都可以申请用这种房间。我禁不住问了一个很唐突的问题：“假如妓女冒充犯人的女朋友，进来卖淫怎么办？”女接待愣了一愣，她显然没有遇到过这种“高难度”问题，很严肃地想了想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法律只让我们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没授权让我们审查他的朋友！”

瑞典的监狱没有未成年人，也没有为未成年人专设的监狱。典狱长告诉我们，未满十八岁的人，法律上不允许关进监狱。我问他，假如这个未成年人杀人、放火加强奸呢？他干脆而明确地回答：“我们永不关押！”他解释说，未成年人是应当受到社会教育和保护的人。未成年人如果犯罪，那说明社会未尽到义务，责任不在他们。他补充说，虽然不关押，但会有一套制度来保障社会上普通人的安全。

在监狱里聊“越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问典狱长：“监狱这么宽松，如果有人越狱怎么办啊？”他说：“我们有警棍和盾牌啊。”说完又幽了一默：“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从地下捡砖头砸啊。”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用枪？”他说出了让我震惊无比的答案：“我们没枪。”天下竟然有没有枪的监狱！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一个犯人越狱，也罪不至死，怎么能用枪呢？”对啊，瑞典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

试做当事人

佩尔森又带我参观了一个专门关押18到24岁重刑犯的监狱。我们作为“编外当事人”在监狱里度过了特殊的一天。

在典狱长的陪同下，我们走马观花一番。牢房基本全是单人间，有电视、报纸，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和图片。监狱里有卖日用品的小卖部，里面有一个出售冰激凌的冷柜，打听了一下价格，与外面完全相同。还有小会客室，犯人们可以在那单独见亲戚朋友。犯人们可以自由地往外寄信和打电话。但出于安全考虑，信件一般都要经过审核。不过，犯人寄给其律师、国家部门以及瑞典认可的国际组织的信件除外。同样是出于安全原因，监狱也可以在事先通知犯人的前提下监听犯人的电话。

早上7点是起床时间，狱警敲响各牢房的房门，没有刺耳的铃声，倒像是温柔的morning call(叫醒服务)。听到敲门声，囚犯们必须说一句“早上好”并迅速起床洗漱。典狱长说，这对年轻犯人的改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行为举止从基本礼貌开始。

8点吃过早饭，囚犯们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开始了。每个人具体做什么是事先和看管人员协调后决定的。

在这里，大部分人选择了上学，有的已修到高中课程。这些年轻人安安静静地在教室里学习，像是一群正在自习的大学生。尽管大多数人比较自觉，但那天有个例外：一名狱警已经在一名叫杰克的小伙子边上一言不发地坐了1个小时，因为杰克想逃学出去晒太阳。而选择劳动的犯人，每个月的劳动所得为4000克朗(约4000元人民币)，免食宿。

上午10点，典狱长回到办公室，他和医生、心理学家一起要对4名犯有暴力罪行的的犯人进行“暴力行为课程治疗”。这是一个总长度为40小时的集体谈话，每次2小时，以扭转他们对暴力的理解。这4个人从小流落街头打架斗殴，都是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被判10至15年监禁的年轻人。

例行视察时，狱警在一间牢房里发现了两把小刀。这是杰森的房间，但杰森边哭边解释说不知道这两把刀是怎么到自己房间的，也从未想过要用武器。杰森是因为抢劫超市入狱，此前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倾向，审讯人员决定不关他禁闭，让他继续留在这里，但他下一次放风会分到了高危人群区。午饭后是放风时间。犯人们按照危险等级被分成不同的组，因为“小刀事件”，杰森将和有暴力倾向的高危人群在一起。放风的区域不大，但这是他们都特别喜欢的时间，因为可以吹吹风，晒晒太阳，灿烂的阳光对地处北欧的瑞典而言弥足珍贵。下午2点，所有人再度回到学习或劳动中。

下午4点半就到了晚饭时间。晚饭后是“自由活动”，很多人在健身房里进行力量练习，有十几个人踢了一场足球，一些人在玩室内曲棍球。管理人员尽量多让犯人参加这样的集体运动。除了体育锻炼，监狱管理人员总是尽可能多地安排来自外界的参观。这样，可以避免监狱里的人整天只看到穿制服的看守和其他犯人，和外界接触也是监狱改造活动的一部分。

晚上8点，犯人们被锁回牢房。一名司法护理人员说，尽管8点开始的就寝听上去难以接受，但经过一天的忙碌，犯人们这时候也喜欢一个人不受干扰地休息。

在过去几十年间，瑞典监狱力行宽松改造，以此替代惩罚和禁闭，即使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和前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先后遇刺身亡也未能动摇这种做法。帕尔梅是瑞典著名的政治家，是他带领瑞典进一步实现了全民福利。他倡导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消除阶级和阶级思想，靠高税收、高福利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他的执政理念指导下，瑞典才成为了今天的瑞典。在监狱改造上，他们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建一个像度假村一样的监狱。但是，随着瑞典越狱事件增多，民众感到非常不安。近来瑞典发生3起重犯越狱事件，其中一名囚犯杀死两名警察，8个月里共有130名囚犯越狱脱逃。在那些越狱事件中，一些囚犯使用手机获取手枪或者联络狱外同伙获取逃跑车辆。其中一个案例，越狱者甚至通过手机让人驾驶卡车冲撞监狱大门作为策应。为消除民众的不安情绪，就在这个监狱投入运营前3个星期，瑞典司法大臣托马斯?博德斯特伦承诺政府将新建一座高度戒备监狱，增加监狱附近的警力，并减少看守和囚犯之间的接触。监狱也不得不暂停一些宽松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囚犯使用手机等。

社会在变、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瑞典能不能继续践行数十年以来的治国理念，瑞典舒服的服刑环境能不能继续发挥其“治病救人”的作用，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