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故事：清朝皇帝会武功

满族人在关外时，主要以畜牧、游猎为生。因此，扬鞭策马，弯弓射箭，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贡献重大。于是，骑射尚武，被清朝诸帝奉为“满洲根本”、“先正遗风”。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顺治帝曾规定，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顺治帝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宽纵，特为幼小的玄烨（后来的康熙帝）选择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做老师，训练玄烨骑射，像读书作字一样“日有课程”。玄烨稍有不合要求，默尔根即直接指出。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玄烨练就一身好武功，能用长箭，挽强弓，策马射侯（布靶）十有九中。康熙二十二年，他在浅草丛中一箭射死猛虎，又传在马上连发三箭，箭箭射过峰顶，其山便称为“三箭山”。晚年他曾对众群臣、侍卫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计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

　　康熙帝深感掌握骑射武功，是保持满洲贵族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为诸皇子督课，命他们黎明上殿背诵经书，继而练习骑射，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领众皇子和侍卫大臣，到西苑紫光阁前练习校射。

　　对普通八旗子弟，康熙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清入关以后，很多旗员见应举赴考升迁较快，纷纷放弃武功，争趋文事。骑射传统已渐有丧失殆尽的危险。康熙帝便在鼓励八旗子弟报考文场的同时，特命兵部先行考试满语和骑射。只有弓马合格者方准入闱，以示不忘尚武之本。此外，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试人员的地位。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后，每当在紫光阁前考试武进士骑射、刀、石时，康熙帝都亲自拔擢其中弓马娴熟、武艺高超者充任御前侍卫，附入上三旗。雍正年间明文规定：汉武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一等侍卫，第二、三名授二等侍卫。对习武的人来说，担任御前侍卫，是难得的荣耀。

　　确立大阅、行围制度，是清王朝崇尚武功，倡导骑射之风的又一重要措施。大阅典礼，每三年举行一次。皇帝要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技艺。八旗军队则各按旗分，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各种技艺。清帝除以大阅这种形式来训练八旗军队外，也把大阅视为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的机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尔喀诸部台吉（清廷赐封蒙古部落的爵号）进京朝贡，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演习一批新型火炮，并全副武装来到举行大阅的王家岭。参加检阅的十几万八旗官兵，早已陈兵列队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后，军中响起螺号声，接着红旗飞扬，排炮并发。几百门大炮相继轰鸣，场内的靶侯随声而倒，场面十分壮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不免呈现惊惧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却假作安慰：“阅兵乃本朝旧制，岁以为常，无足惊惧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或猎于边墙、或田于塞外，四、五十年来，从未中断。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劳苦军士”为由，上疏反对。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而且为平息蒙、藏地区的动乱，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内蒙。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却身披雨衣，伫立旷野，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才入营用膳。事实证明，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绩。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为了进一步提高八旗军队的习武技能，清初诸帝还设立了善扑营、虎枪营、火器营等特殊兵种。专门演习摔跤、射箭、刺虎以及操演枪炮等。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跋扈，康熙帝就是借助一批年少有力，又善扑击之戏的卫士，除掉权臣鳌拜。此后，正式设立相扑营。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藩王或亲试武进士弓、马、刀、石时，均由善扑营表演相扑、勇射，并为武进士预备弓、石。

　　火器营是随着八旗军队中，鸟枪火炮的数量不断增多而设置的。早在关外时，八旗军队就开始使用枪炮。被他们称为“红衣大炮”的火器，大多是从明军手中缴获的。几十年后，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时，才发现库存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已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当时清王朝中并无兵器专家，康熙帝只好任命在钦天监供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试制新炮。南怀仁不敢违命，运用在欧洲学到的全部物理、化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绞尽脑汁，设计并制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门。康熙帝对南怀仁制炮一直十分关注，视新式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卢沟桥试炮时，亲临现场观看。这次试炮非常成功，每门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场赐新型火炮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神威无敌大将军”，并在炮场赐宴八旗官员。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怀仁制炮的功绩，解下自己的貂裘赏给南怀仁，又破格提拔这个外国传教士为二品工部右侍郎。随着战争的深入，枪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使用火器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于是康熙帝将这批人组织起来，设立了火器营，共辖官兵近八千人。使用鸟枪火炮等较进步武器，无疑有促进在八旗军队中倡导尚武之风的作用。

　　尽管清初诸帝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代的骑射传统教育，但骄奢淫逸的生活，承平安定的环境，却使宗室王公的成绩每况愈下。到乾隆年间，有不少王公贵族已不会讲满语，弓马技术也很平常。乾隆帝对此十分恼怒，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若犹有不能讲满语，其在宗学者，着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一并治罪。”对宗室王公，乾隆帝则亲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每季进行一次满语和骑射的考试。乾隆帝时，特命在紫禁城中兴建练习骑射的箭亭一座，并在箭亭、紫光阁及侍卫教场等练武场所刻石立碑，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娴熟骑射、精通满语的尚武传统。

清朝皇帝重视武功骑射，是考虑到王朝社稷的命运；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视宫廷的防卫。

　　清代宫廷禁卫，有侍卫处、护军营、前锋营诸兵种。侍卫处侍卫因直接警卫皇帝，所以备受重视，品级也较高。一等侍卫正三品，相当于顺天府尹；二等侍卫正四品，三等侍卫正五品，也相当于各部院司长。担任侍卫的人员，都选自皇帝亲辖的上三旗。其中武艺高强、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卫，其余多数分成内外两班。内班宿卫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外班宿卫太和门。尽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对皇帝来说，却有亲辖的上三旗和诸王分辖的下五旗亲疏之分。这种区别也反映到宫廷禁卫制度中。紫禁城内各门，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卫处警卫外，其余诸门，如午门、东西华门、神武门等，均由护军营和前锋营中属上三旗的官兵负责。禁城外，如大清门、天安门、端门等，就都交给下五旗去把守了。保卫宫廷安全，是侍卫处、护军营和前锋营的第一任务。他们人数众多，武器精良，仅护卫军官兵每天每班就多达五百二十五人。在设有禁军值宿的紫禁城内外各门，都配备弓箭、撒袋、长枪等军器，要求弓弦每天张驰，枪箭十天一磨，武器终年见新。

　　紫禁城是帝后妃嫔的生活重地，又是清朝最大的办事机构。每天出入禁城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工匠厨役，人员繁杂，人数众多。纵有深池高墙，也难免发生差错。为了加强宫廷禁卫，皇帝也订立了许多具体制度。在紫禁城门外有下马碑，要求官员人等到此下马，停带护卫，只允许亲王、郡王、贝勒各带两名护卫入朝。对入朝办事的大臣，也按不同等级和类别，限定各自行走的大门。如皇帝走午门中门，宗室王公走右门，其他官员走左门；内大臣及内监工役等走东、西华门和神武门侧门。禁城之内，御前侍卫、南书房大臣等，因与皇帝最为接近，可出入乾清门。御前大臣、军机处大臣等走内右门。禁城周围的每座大门还设手执红杖的护卫二名，更番轮坐门旁，亲王经过亦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则以红杖责打。另有专人查核出入此门的官员姓名。对在宫中供役的苏拉（杂役）、工匠、厨师等，又另有查核的办法。即由各管理衙门发给记有姓名、旗分及本人特征的腰牌，作为出入禁门的凭证，门上并有底册以供核对。

　　入夜之后，宫廷防卫更为严密。出入禁门，须持有“圣旨”字样的阳文合符与各门持有的阴文合符相吻合才能开门放行。巡更有“传筹”制，即由值班护军围绕禁城依次传递一根长约一尺的木棒（即筹），循环往复，终夜不绝。传筹经过宫中的主要大门和通道，以检查各处的值更人员，防止有人玩忽职守。

　　尽管宫廷防卫森严，还是多次发生过使皇帝震惊的事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有个僧人手持腰刀，只身闯人东华门。在场值班护军有数十人，都被僧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吓住，竟无一人敢上前拦阻。直到僧人行至协和门，才被几个护军擒获。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深感防卫制度懈弛，禁军怯懦无能。他怒斥护军“守御多人，竟不能一为阻拦！如军前遇敌，谅不过惟怯奔溃而已！”并下令将这一上谕制成木牌，悬挂在各进班之处，以示训诫。

　　康熙御制威远将军炮

　　清代使用火炮始自关外皇太极时。康熙年间因平定三藩战争之需，开始大批生产火炮。此炮为铜制，重五百六十斤，使用铁弹重三十斤。炮身上用满，汉文镌“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总管监造：御前一等侍卫海青。监造官：员外郎勒理。笔帖式巴格。臣役：伊帮政，李文德。”

　　藤牌

　　藤牌是盾牌的一种，最初生产于福建，为藤条编织而成。由于藤牌轻便，坚固又有韧性，在古代战争中被广泛地当作防卫武器。清代所有绿营军都设有藤牌兵；在旗汉军骁骑营中，还设有藤牌营，作为护炮的特种兵。康熙年间，清军在雅克萨抗击俄军入侵时，曾发挥藤牌兵的作用，克敌制胜。

　　满族人在关外时，主要以畜牧、游猎为生。因此，扬鞭策马，弯弓射箭，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贡献重大。于是，骑射尚武，被清朝诸帝奉为“满洲根本”、“先正遗风”。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顺治帝曾规定，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顺治帝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宽纵，特为幼小的玄烨（后来的康熙帝）选择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做老师，训练玄烨骑射，像读书作字一样“日有课程”。玄烨稍有不合要求，默尔根即直接指出。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玄烨练就一身好武功，能用长箭，挽强弓，策马射侯（布靶）十有九中。康熙二十二年，他在浅草丛中一箭射死猛虎，又传在马上连发三箭，箭箭射过峰顶，其山便称为“三箭山”。晚年他曾对众群臣、侍卫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计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

　　康熙帝深感掌握骑射武功，是保持满洲贵族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为诸皇子督课，命他们黎明上殿背诵经书，继而练习骑射，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领众皇子和侍卫大臣，到西苑紫光阁前练习校射。

　　对普通八旗子弟，康熙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清入关以后，很多旗员见应举赴考升迁较快，纷纷放弃武功，争趋文事。骑射传统已渐有丧失殆尽的危险。康熙帝便在鼓励八旗子弟报考文场的同时，特命兵部先行考试满语和骑射。只有弓马合格者方准入闱，以示不忘尚武之本。此外，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试人员的地位。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后，每当在紫光阁前考试武进士骑射、刀、石时，康熙帝都亲自拔擢其中弓马娴熟、武艺高超者充任御前侍卫，附入上三旗。雍正年间明文规定：汉武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一等侍卫，第二、三名授二等侍卫。对习武的人来说，担任御前侍卫，是难得的荣耀。

确立大阅、行围制度，是清王朝崇尚武功，倡导骑射之风的又一重要措施。大阅典礼，每三年举行一次。皇帝要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技艺。八旗军队则各按旗分，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各种技艺。清帝除以大阅这种形式来训练八旗军队外，也把大阅视为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的机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尔喀诸部台吉（清廷赐封蒙古部落的爵号）进京朝贡，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演习一批新型火炮，并全副武装来到举行大阅的王家岭。参加检阅的十几万八旗官兵，早已陈兵列队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后，军中响起螺号声，接着红旗飞扬，排炮并发。几百门大炮相继轰鸣，场内的靶侯随声而倒，场面十分壮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不免呈现惊惧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却假作安慰：“阅兵乃本朝旧制，岁以为常，无足惊惧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或猎于边墙、或田于塞外，四、五十年来，从未中断。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劳苦军士”为由，上疏反对。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而且为平息蒙、藏地区的动乱，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内蒙。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却身披雨衣，伫立旷野，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才入营用膳。事实证明，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绩。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为了进一步提高八旗军队的习武技能，清初诸帝还设立了善扑营、虎枪营、火器营等特殊兵种。专门演习摔跤、射箭、刺虎以及操演枪炮等。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跋扈，康熙帝就是借助一批年少有力，又善扑击之戏的卫士，除掉权臣鳌拜。此后，正式设立相扑营。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藩王或亲试武进士弓、马、刀、石时，均由善扑营表演相扑、勇射，并为武进士预备弓、石。

　　火器营是随着八旗军队中，鸟枪火炮的数量不断增多而设置的。早在关外时，八旗军队就开始使用枪炮。被他们称为“红衣大炮”的火器，大多是从明军手中缴获的。几十年后，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时，才发现库存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已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当时清王朝中并无兵器专家，康熙帝只好任命在钦天监供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试制新炮。南怀仁不敢违命，运用在欧洲学到的全部物理、化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绞尽脑汁，设计并制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门。康熙帝对南怀仁制炮一直十分关注，视新式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卢沟桥试炮时，亲临现场观看。这次试炮非常成功，每门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场赐新型火炮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神威无敌大将军”，并在炮场赐宴八旗官员。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怀仁制炮的功绩，解下自己的貂裘赏给南怀仁，又破格提拔这个外国传教士为二品工部右侍郎。随着战争的深入，枪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使用火器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于是康熙帝将这批人组织起来，设立了火器营，共辖官兵近八千人。使用鸟枪火炮等较进步武器，无疑有促进在八旗军队中倡导尚武之风的作用。

　　尽管清初诸帝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代的骑射传统教育，但骄奢淫逸的生活，承平安定的环境，却使宗室王公的成绩每况愈下。到乾隆年间，有不少王公贵族已不会讲满语，弓马技术也很平常。乾隆帝对此十分恼怒，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若犹有不能讲满语，其在宗学者，着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一并治罪。”对宗室王公，乾隆帝则亲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每季进行一次满语和骑射的考试。乾隆帝时，特命在紫禁城中兴建练习骑射的箭亭一座，并在箭亭、紫光阁及侍卫教场等练武场所刻石立碑，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娴熟骑射、精通满语的尚武传统。

　　清朝皇帝重视武功骑射，是考虑到王朝社稷的命运；为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视宫廷的防卫。

　　清代宫廷禁卫，有侍卫处、护军营、前锋营诸兵种。侍卫处侍卫因直接警卫皇帝，所以备受重视，品级也较高。一等侍卫正三品，相当于顺天府尹；二等侍卫正四品，三等侍卫正五品，也相当于各部院司长。担任侍卫的人员，都选自皇帝亲辖的上三旗。其中武艺高强、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卫，其余多数分成内外两班。内班宿卫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外班宿卫太和门。尽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对皇帝来说，却有亲辖的上三旗和诸王分辖的下五旗亲疏之分。这种区别也反映到宫廷禁卫制度中。紫禁城内各门，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卫处警卫外，其余诸门，如午门、东西华门、神武门等，均由护军营和前锋营中属上三旗的官兵负责。禁城外，如大清门、天安门、端门等，就都交给下五旗去把守了。保卫宫廷安全，是侍卫处、护军营和前锋营的第一任务。他们人数众多，武器精良，仅护卫军官兵每天每班就多达五百二十五人。在设有禁军值宿的紫禁城内外各门，都配备弓箭、撒袋、长枪等军器，要求弓弦每天张驰，枪箭十天一磨，武器终年见新。

　　紫禁城是帝后妃嫔的生活重地，又是清朝最大的办事机构。每天出入禁城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工匠厨役，人员繁杂，人数众多。纵有深池高墙，也难免发生差错。为了加强宫廷禁卫，皇帝也订立了许多具体制度。在紫禁城门外有下马碑，要求官员人等到此下马，停带护卫，只允许亲王、郡王、贝勒各带两名护卫入朝。对入朝办事的大臣，也按不同等级和类别，限定各自行走的大门。如皇帝走午门中门，宗室王公走右门，其他官员走左门；内大臣及内监工役等走东、西华门和神武门侧门。禁城之内，御前侍卫、南书房大臣等，因与皇帝最为接近，可出入乾清门。御前大臣、军机处大臣等走内右门。禁城周围的每座大门还设手执红杖的护卫二名，更番轮坐门旁，亲王经过亦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则以红杖责打。另有专人查核出入此门的官员姓名。对在宫中供役的苏拉（杂役）、工匠、厨师等，又另有查核的办法。即由各管理衙门发给记有姓名、旗分及本人特征的腰牌，作为出入禁门的凭证，门上并有底册以供核对。

　　入夜之后，宫廷防卫更为严密。出入禁门，须持有“圣旨”字样的阳文合符与各门持有的阴文合符相吻合才能开门放行。巡更有“传筹”制，即由值班护军围绕禁城依次传递一根长约一尺的木棒（即筹），循环往复，终夜不绝。传筹经过宫中的主要大门和通道，以检查各处的值更人员，防止有人玩忽职守。

　　尽管宫廷防卫森严，还是多次发生过使皇帝震惊的事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有个僧人手持腰刀，只身闯人东华门。在场值班护军有数十人，都被僧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吓住，竟无一人敢上前拦阻。直到僧人行至协和门，才被几个护军擒获。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深感防卫制度懈弛，禁军怯懦无能。他怒斥护军“守御多人，竟不能一为阻拦！如军前遇敌，谅不过惟怯奔溃而已！”并下令将这一上谕制成木牌，悬挂在各进班之处，以示训诫。

　　嘉庆年间，还发生了两件直接危及皇帝生命安全和宫闱安全的大事。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曾在御膳房供役的陈德因生活困苦，不堪忍受，带儿子潜人宫中，乘嘉庆帝回官进入神武门之机，手执小刀上前行刺。在场的一百多名护军，个个不知所措，只有御前侍卫等六人敢上前与陈德搏斗，最后缚住陈德，但也被扎伤多处。嘉庆帝为此惶恐不安，急忙下令稽查宫廷门禁制度，又命重制乾隆二十三年上谕木牌，同时将他本人训诫护军的上谕也制成木牌，一并悬挂于各进班之所。似乎这样一来就能制止侵犯宫廷事件的发生。然而事与愿违，十年后又发生更加令人震惊的事件。天理教一支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军以太监作内应，乘朝中大臣都到京东迎驾之机，从东、西华门闯入紫禁城，直趋皇帝寝宫养心殿。当时嘉庆帝虽不在宫中，起义军也因人少力单很快就被打败，但嘉庆帝仍然惊呼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回宫途中即不得不发出“罪己诏”。

　　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没落，紫禁城的防卫也如江河日下。到同冶，光绪时期，又发生端门被窃军械，慈宁宫丢失铜链等失窃事件。靠近紫禁城四门之地，竟常有买卖食货的小贩私行往来。至于冒名顶替，混入宫内的就更是屡见不鲜了，慈禧太后、光绪帝除哀叹“成法日久废弛”，令禁军应“严密梭巡”外，则根本无力整饬军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