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生于公元1562年,去世于公元1633年,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抗清将领,同时也是天启帝的老师,曾经与孙承宗一道为天启帝讲解经史。
袁可立还是小小八品推官的时候,就能不畏权贵,直言上谏,推翻了四品大员,可以说是做到推官之最了。除此之外,他还是明末辽东三袁之一,威名远扬,为后金首领咬牙切齿,恨不能食之而后快的存在。
袁可立在当时绝对算的上是名臣,声名远扬,受到百姓爱戴。他以刚直清廉著称,本人不畏权贵,为民请命,在苏州是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人并立名宦祠的人物。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强大的后金王朝,并且问罪大明,誓师伐明。与后金厉兵秣马,兵力强盛,大将迭出相比,明朝却已经步入衰败。虽然朝中仍然有不少的忠直大臣,但是阉党祸乱朝政,皇帝不理政事,社会阶级矛盾深重,军备废弛。此消彼长,使得明朝在面对后金之时,常常吃亏。
袁可立本来是朝中文臣,当时还担任皇帝的老师,是明熹宗信任的存在。但是最后却被派往辽东地区,就是因为当时局势十分的艰辛。辽阳和沈阳相继落入敌手,整个辽西一带全部陷落,辽东危矣。“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天启帝十分信任和重视袁可立,最后将他派去了登莱。
袁可立镇守登莱期间,训练兵士,加强防务,恢复经济,使得在局势动荡之中的登莱,迅速的稳定下来。袁可立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安抚登莱上面。在基于登莱军力和经济都恢复发展的情况下,袁可立还一步步的将防线往前推进,打败后金军队,收复了不少的失地。
当时明军遇上后金军队,多胜少败多。但是局势到了袁可立这里,明军和后金军队却调了个头。史书记载:“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
袁可立本来就以清正廉洁,断案公正,屡破奇案而被百姓所熟知。他在登莱的所作所为,和获得的军事成就,更是将他推入巅峰。不仅仅是登莱百姓,对这位巡抚大人赞叹有加,就连南方的百信们也传扬袁可立的威名。
这样一个能力出众,受到皇帝重用,对明朝末年军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在后世却不为人所熟知。他与孙承宗同时期,同为帝师,但是世人却大多只知孙承宗之名,而不知袁可立,这是为什么呢?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还在明朝之后的国家清朝上。清政府在修《明史》的时候,别说为袁可立立传,是干脆就直接将人从史书中抹去。这还不算,后来大兴文字狱,将载有董其昌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的《吴越所见书画录》毁去。甚至到清朝光绪年十七年,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清政府对袁可立的抹杀,让袁可立不为后人所熟知。至于袁可立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是因为袁可立在面对后金上是坚决的主战派,努尔哈赤在他手中吃了不少亏。而且在袁可立的努力下,还招降了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这是明朝末年,招降的清廷最高官员。袁可立让努尔哈赤和后金受尽耻辱,清朝自然不可能是善待他。
袁可立与毛文龙都是明朝末年著名抗金将领,而且两人同再登莱为官。从血缘上讲,两人是丝毫没有关系的。但是毛文龙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却脱不开袁可立的支持。
毛文龙是大将,朝廷众所周知,但是他本人却十分跋扈而且自傲,不驯服。而袁可立算是朝廷给毛文龙下的一道紧箍咒,袁可立支持毛文龙建立登莱防线海上长城,同时对毛文龙进行节制。不过可惜的是,毛文龙军功越来越显著,袁可立的节制作用也就越小。所以最后袁可立不得不请辞,而避免与毛文龙发生矛盾,影响海上防线的建立。
袁可立本认为自己退一步,是三方都赢的局面。却没有想到,他离职之后,毛文龙与袁崇焕矛盾加深,最后被袁崇焕杀死,而毛文龙和袁可立一手促成的海上防线,也在兵变中彻底消亡,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