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初名赵德昌，后改为赵元休、赵元侃。许多人都评价说他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其实不尽其然。
本来皇帝这个位置轮不到他坐，但是他的大哥，也就是赵匡义的长子赵元佐患有精神病，后来发疯直接伤了人，甚至还在宫里面纵火，这放到现在，妥妥的是要关进精神病院，打镇定剂的啊，所以赵元佐这个太子就被废了。然后赵匡义就立了次子赵元僖为太子，但是这个二哥又暴病身亡，所以，这皇位就幸运地降落到了第三个儿子赵恒的身上。
据说赵恒刚出生的时候，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是否是真有此异景和奇特的胎记，我们不得而知。他幼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由此大致可以看出，赵恒此人从小就有好大喜功，自夸的特点，俗称的爱面子。
他刚上位之时，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还算是用人有方，勤于政事，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减轻了农民的一定负担；也能注意节俭，社会较为安定，给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之后引入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使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但是，别以为他弄了个咸平之治，就能算得上明君了！
在边关政事上，他可谓一无是处，甚至开启了极为恶劣的先河。这里就不得不说到澶渊之盟。当时，由于真宗时候对辽用兵惨败，自此朝廷对辽就一直心存畏惧，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辽一看如此，不打你打谁！打没有士气的军队简单粗暴直接，不用考虑太多的因素。公元1004年初春，辽国承天太后萧绰、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北宋都城开封，赵恒听闻此事，没有主见，所以就询问大臣，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主张逃跑。还好当朝的宰相还有一个刚任职一个月的寇准，极力反对，谏言道：“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就一定能打退敌兵。”
听闻此，赵恒骑虎难下，只好御驾亲征，但是真正到了那一地带，听说辽兵势大的消息，又打了退堂鼓，寇准看出了皇帝意图，急忙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其实呢，这场战争，赵恒就只做了一个吉祥物的事情——站在城楼上，士兵们一眼便能望见的地方，领兵打仗，奋勇厮杀的全是寇准一个人在做，号召士气也是寇准在想办法。但是吉祥物的作用还是有的，这场战争在士兵们的奋勇战斗之下，取得了胜利。当前局势对宋朝有利，萧太后也请求议和，但是奈何宋真宗服软，成了被动的一方，怎么被动呢？
澶渊之盟的内容是这样的：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虽然结束了战争，换取了暂时的和平，却并不光彩，这件事开启了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一个恶劣的开端，赵恒居然还以此为荣。
直到有一天，王钦若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本来王钦若说这一段话是为了弹劾寇准，要陛下御驾亲征，结果换了个这么羞耻的结果，不过到真宗那儿却没有接收到这句话的隐藏含义，反倒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为了洗刷这不好的名声，就要做一件出名的事情来抵消，排除出兵一类的战事，就只有封禅泰山，但是这个活儿也不是哪个皇帝都能做，只有国家统一、功德显赫、国泰民安、天降祥瑞等条件的有德之君，才能封禅泰山，前三者事在人为都好说，但是第四项嘛，在王若钦的建议之下，赵恒伪造了天书，进行了浩浩荡荡的封禅大典，这样的皇帝，还真的是明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