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章 说人闲话要有节制

私生活的消失

文/安伯托·艾柯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国家政体”这个原本相当清晰的概念进入危急状态。因特网这种新发明不仅让我们可以跨国越洲成立多语聊天室。所以今天，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城市可以轻松和西班牙内陆的艾斯特雷玛都拉的另一个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只要人家能在网站上找到两城具有的几个共同点即可。此外，穿越国界的高速公路亦是令疆界消弭于无形的一大原因。今天，在已经几乎无法控制的移民潮中，罗马的某个伊斯兰团体要和柏林的某个伊斯兰团体搭上线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疆界的消灭却引发两个彼此对立的现象，一方面，如今已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阻止国民知道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就算独裁政权也找不出可令人民与外界讯息隔绝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往昔国家机器对于公民所进行活动的严格监控这项权力也已由其他权力中心接管。这些权力中心以高科技为基础，就算手段不是百分之百合法，它们也要知道我们写信给谁，我们买了什么，我们曾到哪里旅行，我们对百科全书哪些领域的知识很有兴趣，甚至连我们的性倾向也被弄得一清二楚。

还有那些可怜的娈童癖患者，以前他们大可躲在自己的小村落中，尽可能掩藏自己变态而强烈的欲望，可是今天他们受到鼓舞，大可在网络上大胆暴露自己难以启齿的秘密，但得冒着性倾向为人窥知的危险。

珍视自己个人隐私的公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倒不是抵御黑客入侵，因为后者和横行在大道上专门抢夺商人财物的土匪相比，其实人数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危险；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反而是抗拒神奇科技，那些用于搜集我们每一位资料的设备。

我们当今这个年代的诸多不幸之一便是：将宣泄的需求（大部分是有益的）转化为八卦新闻，转变为飞短流长。

典型的飞短流长是流行于乡下街坊邻居间的东家长西家短，也可能是城市里大楼管理员或是酒吧咖啡馆里的闲言闲语，但这些毕竟都是社会凝聚力的展现。不过，人家说长道短时绝对不会说张三李四身体硬朗、财源广进或幸福快乐的话；要说就要挑别人的毛病，某甲某乙干了什么蠢事，或者他们家里遭逢什么变故等等。

说人闲话的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受害者的不幸，因为东家长西家短倒不见得总是从蔑视角度出发，它甚至有引发悲悯的功用。有时这种流言飞语发生时，受害者未必在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以至于他们能够没听见那些语言而保住面子。

当受害者听到关于自己的闲言闲语，因而没办法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时，冲突就发生了（“你这蛇蝎心肠的东西，我知你暗中说我……”）。口角一旦发生，原本口耳相传的秘密就变成尽人皆知的消息。受害者于是变成人家的笑柄或舆论谴责的目标，而那些加害者也没有进一步的话好说了。而且，为了让闲言闲语这具有社会排气活门的功能维持完整无损的状态，所有人，包括受害者和加害人都要尽可能克制持重，共同保有一个神秘地带。

现代八卦首度出现得归因于报刊。以前虽然也有这种现象，但那些是专门的刊物，专门报道一些因工作性质而出名（像是男女明星、男女歌手、被流放的国王、花花公子）之人士的传闻，可是那些人是出于自愿让人拍照或吐露心声。但后面这类型的杂志其游戏功能如此明显，以至于读者也很清楚，假如某位知名作家和某位女子被人拍到在餐厅一起用餐的照片，这并不意味他们两者之间萌发出“带有爱意的友谊”，而极可能是这类刊物一手导演安排的场景罢了。这类出版物的读者如果要求的不是真理，那么他企盼的便是娱乐。就是这么单纯。

报刊一方面要抵抗电视的竞争，另一方面又要保留相当可观的页面给广告，以便广告利润可以维持公司生存。甚至那些在读者心目中被归类为“严肃正经”的刊物，或包括日报在内，也不得不越来越关切社会事件，连花边新闻、流言飞语都登上页面。叫人尤其惊讶的是，如果硬是挤不出新闻，那么还有自己杜撰新闻的下策。

杜撰新闻并不代表向大家宣布一件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而是将原本不该归类为新闻的东西提升到新闻的地位，比方哪个政治人物在度假期间不经意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或表演艺术圈子里发生的点点滴滴。于是闲言闲语一跃而成为具新闻性的事件，而且大摇大摆侵入那原本不受社交界好奇的领域，把例如现任国王、政治或宗教领袖、共和国总统甚至于科学家都一网打尽。

在蜕变的第一阶段中，以前要咬耳朵窃窃私语的事现在可以高声喊叫出来，结果加害者、受害者，还有对这些事完全不感兴趣的部分民众全知道了。长此以往，八卦便丧失了往昔作为秘密的那份魅力与力量。然而，受害者却也出现了新形象：他不再是被同情可怜的对象，因为他就是出了名才变成受害者。成为公众八卦的对象，逐渐俨然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表征。

接着便是八卦现象转型的第二阶段。这时电视创造了一种新形态节目，播出的不是进一步抖出内幕的加害者，而是他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甚至高高兴兴叙述自己身为受害者的感受，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获得等同于明星或高官权贵的社会地位。在电视节目里说的流言从来不会针对不在现场人士而发：通常是受害者谈论自己，向大众吐露自己的私密经历。

我想说的是，捍卫私生活不仅是司法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道德及人类学问题。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培养、宣传、鼓励含蓄内敛的态度，教导自己在面对自己和别人时学会含蓄内敛。至于尊重别人隐私这件事，我想最佳的例子便是曼佐尼了。

他在最后终于得承认蒙莎修女因为接受邪恶的艾吉狄欧求爱而坠入淫欲与罪恶深渊时，在担心侵犯这位不幸女子的私密生活，而无法向读者掩饰她所犯的错误时，曼佐尼也仅仅写道：“这不幸的女子回答了。”可是若换成一位思虑较不缜密的作者，他也许就要从偷窥者的身份卖力描述那可怜的葛楚德的所作所为。这是基督教式怜悯和世俗尊重别人隐私的极佳例子。

至于尊重自己的隐私，我想引述切撒雷·帕维塞（Cesare Pavese）在自杀前所留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说人闲话要有节制。”

《倒退的年代》

[意]安伯托·艾柯著

翁德明译，漓江出版社，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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