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这个五光十色的时代,有太多的喧嚣和诱惑。我们被携裹着冲向前方,却从未问过自己内心的方向。我们整日忙忙碌碌,却不曾问过自己到底为谁而忙。
内心的梦想日渐凋萎,我们日渐平庸。可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得活出自己的样子。
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这一生,才不算白活。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哪怕平凡琐碎,也不失温暖丰盈。
一、不忘初心
苏轼十岁的时候跟随母亲程夫人读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程夫人讲述范滂不畏强权,为民牺牲的故事。
小苏轼大为感动,对母亲说,我将来要做范滂这样的人。
程夫人笑着说,你要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十岁的苏轼立志向范滂学习,仁心爱民,从此之后的五十年里,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从未忘记。
外放杭州,他疏浚西湖,建设苏堤,政绩斐然;
被贬黄州,他救助弃婴,清除恶俗 ;
被贬惠州,他推广农具,改革税制;
被贬海南,他教书育人,开化百姓。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爱民惜民的痕迹。
苏轼这一生,可谓“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忠而被贬、沦落天涯。可无论走到哪里,他从未变过。
他始终是母亲面前那个立志要做范滂的少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当我们越走越远,是否还能记得,当初为何出发?
一窗暖阳,一念心安,初心若在,岁月无恙。
二、不违本心
宋朝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新旧两党,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
苏东坡从施政的具体措施出发,对两方都不满意。他不违本心,不肯站队,凡事都是就事论事。于是饱受两党打击。
熙宁四年,新党得势,王安石主政,苏轼上书论新法弊病,触怒王安石,被王安石排挤,被迫出京,远走杭州。
元丰八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主政,不论好坏,废尽新法,苏轼不忿,上书斥责旧党,又被旧党排挤,苏轼再度外放。
自此之后,旧党新党都不容苏轼,无论哪方得势,苏轼都逃不了被贬的命运。
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
有一次,东坡退朝回家,吃完饭摸着肚子,问身边的人,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啊。
有人回答说,都是文章。有人回答说,都是聪明。苏东坡都不以为然。
只有朝云笑着说,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是东坡的自嘲,也是他自己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骄傲。
他这一生忠于自己,不违本心,是就是是,非便是非。
在泥沙俱下的朝堂上,他始终不违本心,不为名利左右,承担着一次次的贬谪。
被贬黄州,虽然生活困苦,但是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他还能睡得好,吃得香,他还能兴致勃勃地煮他的猪肉,还能打着拍子,在田里和农人唱歌。
一个人若是不违背自己的本心,真真实实地走自己的人生路上,无论顺逆,活得都会轻松很多。
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他们自由自在的状态,却在诠释生命的安心与美好。
三、不负真心
苏东坡在《思堂记》里说:“心里有话就脱口而出,说出来就得罪人,不说出来自己就憋得难受。我认为宁可得罪人,也一定要说出来。”
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想说就说,真诚洒脱。
对待朋友,他一片真心,苏门六君子中的李方叔,生活困苦,苏轼二话不说便把朝廷赏赐的宝马送给他,让他卖掉补贴家用。
对待妻子,他一片真情,妻子王弗死后,苏东坡为她种了3万棵松苗,把自己的相思化作3万棵万古常青的松树。
对待兄弟,他更是性命相托,患难与共。苏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苏轼说:二十无朋俦,四海一子由。两人同进同退,一生友爱弥笃。
生活的重担让我们变得谨慎、世故和成熟,戴上社会通用的“面具”,被一个个社会角色所规范、所裹挟,我们不愿给予别人真心,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的真心。
我们小心翼翼的躲在自己的城堡里,戒备地看着外面的人,我们足够安全,却丢掉了太多的快乐。
以真面目示人,才能活得真实;以真性情交人,才能活得坦诚;以真感情对人,才能活得纯粹。这样的生命,才能享受远山长天的辽阔与富足,而不必困于一隅,谨慎畏缩。
苏东坡曾评价自己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
他确实足够任性,人来人往,他始终是自顾自的模样。外面的热闹喧嚣,他浑然不觉,旁若无人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他听从内心,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也成就了千年之后,苏东坡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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