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有一段话,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这几句话说得虽然比较抽象,但无非是说,浩然之气涵育着“直、义、道”等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传统,又发展了“义利观”,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家思想对“义”与“利”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人必须以公利为出发点,不能被私欲所蔽。而这需要律己思想。
南怀瑾是律己之人,他的律己表现在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宽容相待。尤其在金钱及各种诱惑面前,更应保持清醒头脑。
古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南怀瑾认为,“义”和“利”是中国人进行道德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律己的试金石。因为人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在生活中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取舍态度,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孔子虽为圣贤,却赞成经商,也愿把知识待价而沽,但是他仍明确提出“重义轻利”的理论。“重义轻利”,主张公利精神的“义”,赞成“义利”的统一,提倡“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也就是说,“义”和“利”相比,“义”更高,“义”应该是主导,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尤其要在此时有“律己”思想,“利”应该服从于“义”,要“见利思义,利后取”。一个人面对利益的时候,要先进行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而这一切建立在律己思想上,再确定取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品性方面的偏差。
《论语》中记载,子贡曾是一个珠宝商,他十分懂得经商的真味。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各国的贵族,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收藏稀有的珠宝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珠宝又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它的售价可因买主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一个珠宝,卖给大夫可能只卖十两黄金,卖给诸侯就可能以百两黄金的高价成交。同样,同一个珠宝,在普通商人手里,他们会认为是一般的货色,不肯出高价去购买,而到了富商大贾手里,特别是到了有名望的大商人手里,他们就会认为这是稀世珍宝,用十倍甚至百倍的价钱买来之后,还觉得很高兴。子贡做买卖时面对不同客户,不同售价,因而获利极多。他的商队最多时是“结驷连骑”,即车马成行。
子贡毕竟深得儒家仁义礼仪的滋养,在经商时重视从事慈善活动。他不贪婪,对穷人有同情心。一次,在做买卖的路上,子贡看到有一群贵族鞭打做苦工者。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流落在他国的鲁国奴隶,于是子贡就自掏腰包替他们赎了身,并把他们送回鲁国。按照鲁国当时的法令,赎回在他国为奴隶的鲁国人是可以向官府领取赎金的,但是子贡没有去领取。后来,这件事为他带来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美名。
子贡作为孔子的大弟子,常资助孔子到各国宣扬儒家的政治理念。众多史书证明,子贡在陪同孔子周游列国时确实一面宣扬儒家思想,一面在做着买卖。《史记》记载,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断了粮,是子贡卖掉一部分所携带的货物,孔子师徒才摆脱困境的。
由于子贡的经济资助,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广为传播,使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成当时的“显学”,孔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而子贡作为孔门中的大弟子,社会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不仅是著名大商人,还是“名儒”。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当带领大队车马和随从的子贡去拜会所到之国的君主时,这些君主对子贡也不敢怠慢,都以上宾之礼来款待他。司马迁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是子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子贡也因为经商而名声显赫,他们两人“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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