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法西斯第三帝国覆亡在即。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氛围里,经济崩溃,物资奇缺,老百姓的生活很快陷入严重困境。
对普通平民来说,食品短缺就已经是人命关天的事。更糟糕的是,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冬季非常寒冷,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根本无法挨过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允许让老百姓上山砍树。
你能想象帝国崩溃前夕的德国人是如何砍树的吗?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人们非但没有去哄抢,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规定简直就是个笑话:国家都快要灭亡了,谁来执行处罚?
当时的德国,希特勒在作垂死挣扎。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都被抽调到前线去了,在德国既看不到警察,也见不到法官,整个国家简直就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全德国竟然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国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
这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留德十年》里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在德国留学,目睹了这一幕,所以事隔50多年,他仍对此事感叹不已,说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德国人在如此极端糟糕的情况下,仍能表现出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自律?答案只有两个字:认真。因为认真是一种习惯,它深入到一个人的骨髓中,融化到一个人的血液里。因了这两个字,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初、中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又奇迹般地迅速崛起。
再讲一个关于德国人认真的小故事。
熟悉柴油机制造业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音在数公里外都听得见,柴油机周围数十平方米都是油迹;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则可以放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工作,根本不会影响隔壁房间的人办公。
于是,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企业家格里希任厂长。
格里希上任后开的第一个会议,市有关部门领导也列席参加了。没有任何客套,格里希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如果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那么,清洁度就是气缸的质量及寿命的关键。”
说着,他当着有关领导的面,从摆放在会议桌上的气缸里抓出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个气缸是我在开会前到生产车间随机抽检的样品。请大家看看,我都从它里面抓出来了些什么?
在我们德国,气缸杂质不能高于50毫克,而我所了解的数据是,贵厂生产的气缸平均杂质竟然在5000毫克左右。试想,能够随手抓得出一把铁砂的气缸,怎么可能杂质不超标?
我认为这不是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责任心问题,是工作极不认真的结果。”一番话,把坐在会议室里的有关管理人员说得坐立不安,尴尬至极。
两年后,格里希因种种原因卸职时,武汉柴油机厂生产的气缸杂质已经下降到平均1000毫克左右。回国后,格里希又几次来中国,每次都要到武汉柴油机厂探望。
在厂里,他有时拿着磁头检查棒发现气缸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时,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厂长,仍然生气地向周围陪同的人大声咆哮:“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认真!”
如果说强大的德意志是一个可怕的民族,那么,认真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大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小能使一个人无往而不胜。一旦“认真”二字深入到自己的骨髓,融化进自己的血液,你也会焕发出一种令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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