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
我也看到有些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世人称之为生的依据同时也是极好的死的依据)。
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则相反,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类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幽处酝酿的。
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像在情节剧里那样,等于自供。
那只不过供认“不值得活下去”罢了。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哪怕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无畏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自杀的人往往对人生的意义倒确信无疑。
人对自己生命的依恋具有某种战胜世间一切苦难的东西。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则畏惧毁灭。我们先有生活的习惯,后有思想的习惯。
人生之荒诞,难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
荒诞是否操纵死亡?必须优先考虑这个问题。
有逻辑性倒不难,而自始自终合乎逻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亲手把自己弄死的人如此这般沿着自己感情的斜坡走到底。
我有理由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直通死亡的逻辑?
伟大的情感带着自身的天地,或可惜或可悲的,遨游于世,以其激情照亮了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在那里又找回了适得其所的氛围。 忌妒、奢望、自私或慷慨,各有一方天地。所谓一方天地,就是一种形而上和一种精神形态。
荒诞感,在随便哪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个微不足道的发端。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街道拐弯处或饭店的小门厅。事情就是如此荒诞。与其他世界相比,荒诞世界更能从这种可怜兮兮的诞生中汲取其高贵。
时间是载着我们走的。但总有一天必须载着时间走。我们靠未来而生活:“明天”,“以后再说”,“等你有了出息”,“你长大就明白了”。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挺可爱的,因为终于涉及死亡了。
不管怎样,人都有那么一天,确认或承认已到而立之年。就这样肯定了青春已逝。但,同时立即让自己与时间定位。于是在时间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他属于时间了,不禁毛骨悚然,从时间曲线认出他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期盼着明天,可是他本该摒弃明天的。这种切肤之痛的反抗,就是荒诞。
较低一个层次,就是诡谲性:发觉世界是“厚实”的。一切自然美的深处都藏着某些不合人情的东西,连绵山丘、柔媚天色、婆娑树荫,霎时间便失去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意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遥远了。世界原始的敌意,穿越几千年,又向我们追究。
世界这种厚实和奇异,就是荒诞。
在镜子里突然看到有陌生人朝我们走来,或在我们自己的相册里重新见到亲切而令人不安的兄弟,这还是荒诞。
大家都活着,却好像谁也“不知道”活着似的。这实际上是因为缺乏死亡的体验。从本意上讲,只有生活过的,并进入意识的东西,才是经验过的。
是应当自愿死亡,抑或死活抱着希望呢?
精神深层的愿望,甚至在最进化的活动中,也与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相依为命。所谓无意识感,就是强求亲切,渴望明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
精神竭力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概括成思想术语时才自感满足。
假装的无知使我们靠理念活着,而这些理念,倘若我们真的身体力行,那是会打乱我们整个生活的。面对精神的这种难解难分的矛盾,我们恰好要充分把握分离,即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创作划开。只要精神满怀希望在固定的世界里保持沉默,一切就在精神怀念的统合中得到反映,并排列得井然有序。
我对自己存在的确信和我试图给予这种确信的内容,两者之间的鸿沟,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
我明白,如果说我通过科学懂得现象并一一历数,我却不能因此而理解世界。
我对自己对世界是陌生的,惟一的援助,是用某种思想武装起来,而这种思想一旦肯定什么就否定自身;我惟有拒绝认知和摒弃生命才能得到安宁。
智力以自身的方式也让我明白世界是荒诞的。作为对立面的盲目性,徒然声称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而我则一直期待着证据,一直期待着理性有理。
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惟一的联系,把两者栓在一起,正如惟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
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类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惟一的现实,是生灵在各个阶段的“忧虑”。对迷途于世的人及其排遣而言,这忧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慌。但恐慌一旦意识到自身,便成为焦虑,即清醒者永久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生存重新抬头”。
海德格尔写,“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局限性比人本身处于更优先的地位。”
“世界不能再向焦虑者提供任何东西了。”
“当平凡的人千方百计使忧虑普遍化并使之越来越沉重时,烦恼便显现了;当智者静观死亡时,恐惧便显露了。”
死亡的意识就是忧虑的呼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发出自身的呼唤。”
克尔凯郭尔说,“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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