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大学刚毕业，还是一个带着诸多浪漫梦想的文学青年。用一年时间辗转好多单位后去了一家杂志社受聘。在那家杂志社，我带着“见习编辑”这个不太光彩的头衔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月底却只拿到了5张百元钞票。我大学时的所有梦想在那一刻均化为泡影。这一个月，我起早贪黑，巷子里还没有一点点动静时便从郊区的租房骑自行车来单位；每天我下班时狭长的楼道里只有我们办公室的门还开着，透出一点温润的光。但手里的薪水，竟是我付了房租之后所剩无几的500元！
第二天，我拖延时间故意迟到。毕竟我头上依然有“实习”二字，如果在这里不顺利，就可以换个地方重头再来。中午与我一起来杂志社的两位同事约我去唱歌，AA制。我摇了摇头。与我一起“见习”的两位女孩儿处境与我完全不同：一位女孩儿的父亲几年前曾是这家杂志社的主管领导，有钱有势；另外一个女孩儿的叔叔是个地板经销商，每一次来看她都会很大方地拿出几千元给她，并嘱咐在花钱这方面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而我，来自偏远的郊区，在这座城市里举目无亲，加之家境亦不宽裕，每个月的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交通费全靠我一个人去挣。想想昨天的500元，我只能对同事的提议摇摇头。
下午上班时主编将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负责几年前已废弃不用的点歌栏目，说此栏目从下期开始恢复刊出。主编的安排让我的处境雪上加霜。我知道他是故意为难我。编辑部里的三个编辑，有两位毕业于艺术院校，都精通乐理，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在没有递交辞职报告之前，我依然属于这家杂志社，必须听他的。主编说下期的杂志想发一首怀旧老歌，我就搜索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两首歌，又从网上找到其简谱匆匆交了差。两天后主编找我，说这是在几年前在年轻人中间广为传唱的两首歌，但整体调子都较灰暗，问我能不能找一首积极向上的歌曲打响第一炮。我又找了几首歌送审，主编认为都不太适合。我绞尽脑汁，最后找了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推荐给主编。主编看完歌词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在下一期杂志的封三上将那首老歌发表了出来。
恰巧半个月后全市新闻出版系统要举办一个歌曲大赛，主编点名让我和那两位女孩儿一起参加，并临时组成一个名为“阳光”的组合，还交重任与我，让我任主唱。编辑部的其他人投来诧异的眼神，主编解释说：“在我们杂志社，这首歌是他发现并登在杂志上的，所以理应由他来主唱。”虽说我的声音条件还不错，但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上任主唱还是第一次。
回家后我一遍遍地排练，生怕自己演砸，丢了杂志社的脸。一遍遍唱着“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会一直在你的左右”，我渐渐懂得了些道理：从恢复已废弃不用多年的点歌栏目，到选歌时的再三斟酌，再到今天的给予重任，主编是要我知道乌云上的晴空，风雨后的彩虹啊。那一次，我被主编的“阴谋”深深打动了。我们的成绩并不理想，我却没有像上次拿工资时那样气急败坏。我知道，至少有主编站在我身后支持着我。第二天我来了个大早，趁同事们来上班之前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看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心情也变得豁然开朗。从那一天起，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我的工作中，印在杂志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我都校了一次又一次，看了一遍又一遍。
由于成绩突出，两个月后我被杂志社破格转正，提前摘掉了“见习编辑”的“光环”。那天我邀请主编和几位同事去KTV唱歌。我抢麦克风唱了那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唱完歌我坐到主编旁边。在嘈杂声中主编意味深长地说：“你来杂志社之前我就认真看过你的求职简历，知道你在校期间发表过不少作品，又当过你们校报的编辑，来杂志社一定是个好编辑。但是你来杂志社之后情绪一直很低落，所以才让你负责那个音乐栏目。一个人不会唱歌没关系，但一定要把生活当成美妙的音乐，时时踏着它的节奏前进，不能因为一点挫折就选择放弃，更何况你的歌唱得还真不错！”
同事们还在陶醉于他们的歌声。生活的本身就是一首歌啊。这首歌里，并非只有高昂旋律，有时候也出现低音符。但无论高昂抑或低调，都如同一个个音符，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做的是每一步都踏出属于你的个性旋律，并保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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