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新年,是寥寂的。在响着童谣的洒水车之后,加之一场小雨,城市的街道们,依稀的人群,更显少见的空旷与广漠。多少年来,几乎每个城市里的人都对我说,城市里的年早就没了什么年味,不像在乡下,可以大大方方地放炮仗,开开心心地吃坝坝宴,人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嘴里只管啧啧地拌。于是,我知道了,城市人心中的新年,已然失落。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从城市的边缘爬上过江线路的公交车,向着市中心的百姓医院进发的。中午的那盘小酒,让我回到住处,不知是晕还是睡。反正,病床上的老父亲的电话,把我给吵醒了,也给我上上了一道不出门不行的发条。
我的出门是孤单的,虽然这城市中采购年货的人们,总是稀稀拉拉地来,稀稀拉拉地去。我的恋人,在天不亮时就匆匆赶去汽车站,乘车回家去了。她说,北川的雪下得很厚很厚,过了擂鼓镇汽车就得在轮胎上捆上铁链条,而且在那里汽车非得等到坐满一车人才肯发。于是,我就很担心,尤其是得知到安县花街就大雾弥漫的情况下,一再在短信上叮嘱她要注意安全。
一大早,我在单位值完夜班,回到城市。确切地说,是回到城市的边缘,这样就能更加精准地描述出我对自己的定位。我已不只一次地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城市的边缘人。在它的无尽繁华与熙攘面前,我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过客。甚至很多时候,我都深为怀想乡下那满怀自然的生活,如同从诸多疲累而又不知道为何疲累的不知年味的城市人中,走出去寻梦。
由于涪江三桥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开始封桥维修,故而进城的主道东方红大桥也已限行,我早在昨日的公交车上,就已听腻了乘务员与乘客们的抱怨与唠叨。四十分钟,我们的车先前在桥上足足堵了四十分钟。交警只顾放出城的车!那个即将韶华不在的女乘务员鼓起眼睛说,一副十足惊愤的样子。我埋在座位里,紧紧握着手里刚为医院买的大红灯笼,只是微微地笑,看着无比拥挤的车里的这场看似热闹的喧嚣。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过客,看戏似的。
到了富乐路,下了车,顺着斑马线横穿过马路,再往前走几步,便到了百姓医院。医院里也空荡荡的。一部破旧的电梯将我载上三楼。我走进老父亲的病房。躺在病床上的他,和这城市里的所有人一样,抱怨而唠叨。老母亲斜靠在一旁的病床边,见我来了,便停止了她无辜的假寐。我知道,父亲像所有的老人一样,是个比较忌讳在医院里过年的人。我问他,能回家去过年吗?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说,昨天才问过,医生叫他最好就呆在医院里,免得他那不景气的身体又突发急症。聊了一席后,我便去到附近那条让我搬出家园而正在拆迁的成绵路,买了两条烟,给刚被停机的手机充上话费,再去某个不起眼的副食店里拎回前日寄存的东西,便在街边毫不费力地招了辆出租车回去。
坐在车上,我禁不住对司机抱怨说,怎么现在的“野的”比你们出租车还贵哦!司机也抱怨说,的确是这样,现在的“野的”没人管,结果我们这些合法的出租车还在遭整治,不允许拼车。我不无理解地说,出租车只要不无故拒载就成了,拼车还是可以的。说到这些,我便想起去年七月坐火车赴京时,好端端的北京西站外,那些黄顶绿身的出租车们,普遍都是拒载的。一问,你到哪里,近了不去。让首次去首都的我,大跌眼镜。随后,我又问了一些诸如现在的出租车顶子是否炒到五十万一个,去年是否投放了两千辆出租车一类的问题。唠着唠着,就到了地头,我便下了车。
于是,住所的灯,因我的回去而亮起。小客厅中的玻璃茶几上,堆满了我早上在对面综合市场上买回来的新鲜的菜什。要过年了,街上的馆子铺子摊子们,都将陆陆续续地关闭。我得采购回足够的菜什,以供随后的这城市愈发空旷与寥寂的几天裹腹。我得随时将通往厨房的门关得死死的,以防那只不知从哪里随时都有可能跑来捣乱的野黄猫。十天前,电信公司的人过来给我安宽带网线时,房东大爷就曾对我当面说,可恶的野猫,你看见就打!于是,便让我那一直暗自掖着的“打猫还看主人”的顾虑得以彻底地释怀。
呆在住所里,网上也是一片寥寂。我便一边放起音乐,一边埋头写起了文字。正写着,房东大爷便在外面打着手电敲起了门。我打开门,他便呵呵笑着说,我专门下来看看,一楼就你这间有人,另外几间的都回家过年去了。寒喧完了,他便找了根小木棍,让我将房门外那道院中院的玻璃推拉门从里面顶住,这才放心地去了。
一会儿,恋人也从北川的家里发来手机短信,不无温暖地说,她睡了,想我了。我便会心地笑了笑,在夜的深处,继续寻思着,这愈发蔓延的空旷而寥寂的城市,除了那令人深为怀想的年味外,还遗失掉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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