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没有保持刚正不阿的条件。
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关系往往可以决定命运的走向，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摆脱底层生活的束缚，但要追求整体层次的提升，就不是单纯的努力可以做到的了。
试想一下，都是高育良的学生，都是政法系的优等生，都是满腔抱负的热血青年，别人毕业就可以直接到发达城市省会的关键部门去任职，去施展抱负，去践行诺言，去追求理想。而你，却只能去皇命不及，苍天无视的偏远山区喝喝茶，看看报，压抑着满心的理想一眼看到天荒地老。而这些差别只是因为，陈海有个做副检察长的父亲，和侯亮平的一些“深不可测”的社会关系（分析不展开）。
大家毕业之前本来没有什么差别，但一夜之间命运就可以天地悬殊，假如没有身边两位同学的对比，祁同伟也许还可以心安理得一点，然而上帝并不仁慈，换到你身上，你能平衡？当然我不觉得祁厅长为了升官发财的所作所为有一点可取之处，也不为他的犯罪事实做任何辩解。我只是觉得，似乎他的生命一开始，就是一个悲剧型的人设，有些瓶颈是与生俱来的，是努力和奋斗所不能突破的。
这部剧优点之一就是没有隐藏社会关系和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幕后的大佬或者台前的新星，都无比直白地印证着“子承父业”、“荫庇后人”这样自古有之的命运逻辑。也正因此，祁同伟知道自己的机会并不多，错过一次就决定一生了。所以他放弃爱情追求了梁老师，也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参加与命运赛跑的机会，当然他的起跑线还是远在别人的身后。于是他就用命来博得一丝出线的生机，做了缉毒英雄，开始能够晋升。
如果你问，他就这样一直正直打拼，然后慢慢升官，做个好人不可以吗？我得说，这句话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以多慢的速度升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一个人的抱负，才能让人找回失去的平衡呢。
所以当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人保驾护航的情况下，想靠自己的力量与另一些人比肩，就难免急不择路了。于是一些是是非非就不想分得那么清楚，于是就无限量地放松自己的道德自律，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在能有机会的时候不择手段。
也许你会说，忘了初心一切也就不再具备意义。我不否定这种态度，只是，人的改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只看到开头和结果就盲目定义人性，也难免过于“正义凛然”了，也难免太看得起人性了。说实在的，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往往是事不关己时，人们就可以用道德去谴责和制裁任何人。
说到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北洋时期出现了很多北洋系的总统、总理、将军等等，政权不断更迭，首脑不断落马，那这些大官下台之后都怎么样了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退出政坛，财富无数，安然终老。按理说，复辟、贿选、独裁难道不是当时宪法下最大的政治错误了吗，可法律条文就是落地不到这些层层叠叠的社会关系上。
当然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社会在不断改善这种环境，剧中把权力框在法律之内的逻辑阐述也在表明着政府的态度和信心。所以我们谴责祁同伟，谴责这个反一，对他的落网拍手称赞，这是一种美好希望的表露，是对于正义和公平的肯定，也是强大代入感之后的宣泄。
但是，当我们出生在一个无比普通甚至落后的环境中时，没有人对你说：“孩子，你只管做好你自己，机会肯定有的”，也没有一盏明灯照亮你前方的路。你只能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只能在时间不够的时候加快脚步。如此这般，你能保证在每一个分岔路口，你选的方向都是对的？这个过程，从起点到终点，有一步走错，就成了祁同伟。
我们都难免俗，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并不总是那么准确和伟大。谈论是非，莫忘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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