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刺杀辱母案：黑社会的生殖器，摆在了国民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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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一条儿子刺杀辱母者闯进了热搜，该案由南方周末报道，随后各新闻媒体争相传播。

看了新闻后，我第一次觉得，有时候杀人这个事也可以是对的。

血案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因暴力催债引起。

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近4个月后，吴学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被刺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

在整个暴力催债过程中，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行为持续不断，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也许，生殖器这么隐私的器官，你自己藏起来就好了，真的没必要拿出来招摇。丑陋了自己也恶心了别人。

但网民关注的是这件事，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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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报仇这件事，在古代会被判无期吗？答案是不会，反而还能当官。

三国东吴虞翻的《孝子董公赞》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董黯家的东邻王寄，虽家道殷富但秉性顽劣，事亲不孝。有一天，董母与王母拉家常，各自谈及儿子孝与不孝之言，恰好被王寄听到。王寄嫉恨董母，待董黯离家外出时，王寄去董家辱骂殴打董母。

董母由此卧病不起，不久而逝。董黯愤极，思及王母年老，便枕戈不言。几年之后，王母亦因病而卒，毕葬事，董黯乃斩王寄之首，以报母仇，祭奠母亲亡灵，然后自缚向官府自首。

汉和帝闻其孝心，宽宥其擅杀之罪，并诏他为郎中，被董黯所拒绝。后受皇恩俸禄，隐居终老于大隐。

大隐溪因此改名慈溪，遂建县，即今慈溪市。

汉和帝这样的做法并不荒唐，董黯是董仲舒的六世孙，董仲舒就是汉武帝期间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

这一做法虽然导致后世一系列弊端，但在当时来看是非常有利的。

当时国家流行“无为”的黄老之术，统治者放任土匪豪族掠夺民财，结果人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儒家思想强调孝悌为本，以克己修身为原则，从某种程度上约束了豪强的行为，让人民有了安全感。

那我们来看看孔子对辱母者的态度是什么？

《礼记.檀弓上》记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简单翻译下就是：侮辱父母的人，不共戴天，我每天拿盾牌当枕头、睡在草席上，就为了哪天遇见你，手无寸铁也要和你搏斗。

孔子那么谦和那么隐忍的圣人，提到辱母这件事，言语如此之极端，平常真的很少见。我真的很想问下法官，一个22岁的少年，要求他修为赛过孔夫子，这现实吗？

有些时候，你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有些事古代可以当官，到了现代就是无期。但奇怪的是，在法律如此健全的今天，为什么古代的做法更加让人太快人心？

说明有些东西，哪怕相隔千年都是不会变的。

法学教授蔡斐说：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顺便一提，如果有人母亲被这样侮辱，如果他当时忍了，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不止这11个人要为这件事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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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接下来谈谈法。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那么我就想问：如何正确处理冲突？

从小到大我们都这么被教育，第一时间要避开危险然后报警，在过程中充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可当我报警后，警察来了说了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之后扬长而去。你说这个冲突如何处理？用爱感化高利贷黑社会？

网上群情激昂的背后，并不完全是大众对于欢遭遇的同情。

在“发微博比报警管用”的今天。太多的人对公权力表现出一致的不信任，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千千万万的人都可能变成于欢。

不管将来事实如何的反转。我认为，一旦警方已经到达现场，他未能解除非法拘禁，未能震慑高利贷黑社会，更没能阻止歹徒对受害者的羞辱，以及于洋的刺杀行为。这样的话，警方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法院对不认定正当防卫的解释就有问题，在派出所已经出警，侮辱都可以继续，被告都可以杀人，那么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哪里小了？

此外按《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那么,为什么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反击的时候,在防卫限度上可以放宽呢?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导黎宏解释道：

这些严重的暴力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严重,且强度大,情况危急,而防卫人通常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不法侵害的。他们心理上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要求行为人即时采用适宜的手段进行防卫,明显是过于苛刻。

显然，法院对于欢的判决不匹配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正当防卫的规定本来具有源于人的自我防卫、自我保护本能的一面，这符合人类的心理特征。

在面临不法侵害的紧急状态下,行为人可能由于强烈的外界刺激而陷入无意识状态,本能地对加害行为进行反击，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冷静而理性的。

但客观上只要是面对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反击行为，就是其自我保护本能的体现。

因此犯罪者没有持有工具，并不能否定于欢正当防卫的性质。

当然，网友们对法官义愤填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法官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与他们有出入。而是一个有杀人前科的罪犯为何会逍遥法外，一个路人皆知的违法高利贷组织为何能横行乡里，于欢的重判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有网友说：对于于欢而言，无期徒刑是一种福分，因为在他做了这样的事后，也许只有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这句话让我彻夜难眠，更让我决定抛下一切撰写此文，因为法律本身容不得玷污。

我明白，人心要是倒了，是很难再扶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相信，网友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将会从此让于欢一样悲剧的人少点。

如果有一天我面对侵略者，因为我深爱着我的中华母亲，我上阵杀敌也会因“故意杀人”被判无期吗？

原谅我对被杀者毫无同情，因为聊城黑社会的生殖器，就摆在所有人的脸上，它羞辱的不是苏银霞和她的儿子，而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这国人民的血性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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