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年别赶回来了吧，折腾那么久，回来就光玩手机。”在堂哥第三次专心致志的摆弄着手机，用“嗯嗯”和“好的”来回应大姑的嘘寒问暖时，她说。
堂哥闻言将手机放入口袋，赔了个笑脸，“春晚没意思，我们群里发红包呢。”
“那你也教我玩微信好不好，咱们还能一起抢，以后你回上海了，妈也能跟你视频”，大姑说。
“平时打电话就行，微信挺麻烦的，你这么爱忘事儿，肯定记不住”，堂哥一脸无奈，“再说你这个手机，连网都连不了，也开不了什么微信。”“这样啊，那我就不学了。”
大姑将自己二百块的老年机从桌上移开，有些讪讪的将它塞进口袋，目光继续回到大红大绿的春晚，堂哥陪着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索性逃到书房继续玩手机。
“你为什么不给大姑买个能上网的智能机呢，又不贵”，我问。
“是不贵，但你可不知道他们能生出什么麻烦来”。他讲起公司同事的父母，因为不小心下载了木马软件导致工资卡上几万块钱不翼而飞，还有朋友的父母，开着流量放着电影睡着了，一夜用掉几千块。
“他俩都六十多岁了，今天教会了下周就忘，还不如就这样吧，安全省事儿就行了。”他说。
我上班第一年的时候，爸妈计划要去游泰国，而我身在异地，为了一个新项目忙的焦头烂额，害怕他们两个自己出游，吃了语言不通的亏，于是极力劝阻。
用湿热的天气，不安定的政局，拥挤的人群，他们不喜欢的甜辣口味的饭菜做借口，为了让他们彻底打消这个主意，我还使出了百发百中的杀手锏，“万一有点什么事，你们让我怎么办？”
“你小时候去学体操，弄得满身伤满手老茧的时候，后来决定要出国，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时候，我们可没问过你这句话。”我妈这样回答我。
“我们会报正规的团，订星级酒店，每天晚上九点以后不出门，会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像你小时候，每一次出门一样。”她说。
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
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但我们在给予时，却很少在乎对方的感受。
在我们年幼时，渴望冒险，渴望尝鲜，渴望尽情体验每一种生活的时候，是父母给了我们支持和肯定，而当他们需要同样的鼓励和帮助时，我们却往往因为“嫌麻烦”而拒绝和回避。
堂哥并不是不愿买一部几百块的智能手机，他只是不愿抽出时间来手把手的教她。而我在阻拦爸妈时列举的所有负面因素，本质上不是在为他们担忧，而是“不想操心”的借口而已。
真正的担心，是去采取一千一万种措施帮他们未雨绸缪，而不是用一千一万个借口阻止他们去尝试和享受。
闫红老师写过，“旁观以及帮助父母的自我实现，让我不再那么害怕老年的到来，老年人依然有尊严，依然有梦可以做，生命只是放缓了脚步，并不是完全静止。
如果说培养孩子犹如再世为人，可以修正自己成长路上的各种偏离，那帮助父母去感受生命的更多，就是对自己晚年的一次预演。”
而我总是觉得，生命的传承是很奇妙的。小的时候，我们是父母的未来，成年之后，父母却成了我们的以后。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许就是你四十年之后的生活状态。与物质的贫富无关，在乎于心态，在乎于习惯，在乎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对“老年”这一概念的认知。
是安静且无奈的接受停滞，在日复一日的无聊重复中等待明天的到来，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更多的可能，努力实现哪怕一点点自我，去过一种不那么听天由命的生活。
我一位女友的爸爸，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决定去考驾照，耐不住老头儿软磨硬泡乃至以绝食和离家出走相逼，她给他找了最正规的驾校，给教练各种塞烟酒说好话求照顾。
从拿了证到次年年审，他一共只开过一次车，在五环外深夜无人的公路上开过十公里路，可他总是把驾照像宝贝一样的揣在怀里，摆出老司机一般的架势，逢人就显摆，好像真的开过几千公里的路。
“他炫耀的或许从来就不是驾照，而是自己在这个年龄，还能去决定一些事，并去做一些事吧”。有次聊天的时候，她这么说。
成为一个人，其实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削减、 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断裂的过程。而步入老年，就意味着这样的战斗会更加艰辛。
为人子女，我们能做的并不仅仅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他们的选择，而是帮助他们去过更有价值，更有自我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哪怕只有一个假期的自由生活。
最好的家庭状态，最好的假期状态，或许并不只是大家排排坐，你玩手机我磕瓜子，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百无聊赖的电视剧。
而是彼此倾听，彼此见证，互相鼓励，互相实现。他们带你回望过去，而你也会牵着他们的手，一起走向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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