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一枚“剩女”,身边总有人热情地帮着牵红线。日子久了,我实在无力招架,只能搬出早就想好的借口。“想找个读书人,不浮不躁,才华出众,还要忠诚。”女友大呼不可…
作为一枚“剩女”,身边总有人热情地帮着牵红线。日子久了,我实在无力招架,只能搬出早就想好的借口。
“想找个读书人,不浮不躁,才华出众,还要忠诚。”
女友大呼不可能,嚷道:“你这要求多高啊,有才华又有骨气的读书人没几个,你还要忠诚?搞文学的谁不花心?”
她列举了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等,苦口婆心地证明文人都不可靠。
我几乎要相信了,笑了笑,说道:“你忘了钱钟书?”
在名士风流的民国,钱钟书与杨绛是一对少有的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
女友拍掌大笑:“就算有个钱钟书在你面前,你也得有杨绛的能耐哪,你以为随便哪个女人都有她那个本事?”
这话虽然打击我,倒也是实话。
君子当然配淑女
我从来不敢小瞧杨绛。
第一次看到杨绛的照片,是一张她和钱钟书的合影。她并不上相,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老,一双眉修得细长,大概是时下流行的样子,但显得过于凌厉。
女人看女人总是格外挑剔,我心里暗暗觉得她不够惊艳,少了几分秀丽。但我很快回过神,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凭借容貌获得男子的青睐,那么她必然有过人之处。
杨绛的身上总有一股优雅劲儿,或许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她的父亲是无锡本地的名士,算是书香世家,她幼年时就常常捧着一本书,闷不吭声地陪父亲在书房消磨时光,那时她的名字叫杨季康。
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好女孩不是指出身好或容貌好,而是性情出类拔萃。古人说一切内秀皆从书里来,杨绛的容貌虽然算不上绝色,但胜在气质从容。她不追名,不逐利,就像一株行走世间的君子兰。
杨绛和钱钟书的相遇饶有趣味,就像《圣经》里说的:“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
十七岁的杨绛一心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时清华大学刚开了招收女生的先河,在南方并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不甘不愿地去了东吴大学。
读到大四,东吴大学因为学生运动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四人结伴,报考了北
平的燕京大学,结果,他们都被录取了。大家打算一起去北平报到,谁知道杨绛始终不忘清华,她临时变卦,竟然放弃了入读燕京大学的机会,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钱钟书刚好在清华大学的中文系。
杨绛的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和杨绛一起报考燕京大学的同学中有费孝通,两人是老朋友了,中学和大学都同班,费孝通一直暗恋杨绛。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得知杨绛半路跑去了清华大学,费孝通甚至气得跑去找她质问。
当年3月,杨绛准备会一会老友孙令衔,孙正好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于是三人一起见了面。
这初次见面,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他是出了名的“憨”,她却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钱钟书后来在诗歌里回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这算是一见钟情,也算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有言语,但彼此难忘。
这晚回去之后,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见面。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当时清华大学都传钱钟书已经订了婚,他一向都不屑搭理的,但现时,他却迫不及待地要澄清绯闻。
而杨绛此时也有个外号叫“七十二煞”,因为传闻追求她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
对于钱钟书的坦诚,杨绛亦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她丝毫没有女生的矫情做派,坦荡地表露对他的好感。
总有人端着架子告诫每个女生,爱情里要欲擒故纵,要口是心非,要敌进我退,要步步为营。感情诚然是一场对弈,男女各凭本事,但真遇到了对的那个人,最最应该的是直截了当,你一个眼神,他就懂了所有来龙去脉。真正的爱情,哪需武装到底、大动干戈,否则错失了,就后悔莫及。
钱钟书和杨绛开始了鸿雁往来,信越写越勤。
直到有一天,杨绛突然察觉:“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完美的女人要出得厅堂,入得厨房
得知杨绛交了男朋友,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她“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
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钱钟书是旧式的才子,才华出众,心气高傲。他交好的文人不多,眼光一向挑剔,写的文章尖锐而又犀利精到,不免落了个刻薄的名声。
就连号称民国第一名媛的林徽因他也不大欣赏,他在《太太的客厅》里大张旗鼓地讽刺:“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
他眼高于顶,见到杨绛,却觉得她与众不同。
钱钟书的父亲称赞杨绛是难得的明白人。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
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他极力赞成这门婚事。
1935年,杨绛和钱钟书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烦琐,钱钟书穿着一件黑色礼服,挺直的领圈被汗水浸得软耷;杨绛则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地裹着,从头到脚都汗湿了,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
这一幕后来被钱钟书写进了《围城》里。杨绛说:“《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钱、杨两家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胡河清也曾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新婚不久,杨绛陪钱钟书去英国留学。
爱情会让一个女人变得无所不能。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生活,又乡愁迭起,但她很快就振作了,因为钱钟书的状态比她还糟糕。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清华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
他们有了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
生阿圆的时候,杨绛住在医院,钱钟书天天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他向她抱怨,又担心她会责备。杨绛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不要紧,我会处理”。
她这时又似乎成了一个老妈子,丢开书卷,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样样在行。
钱钟书的母亲夸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自己也得意,短篇小说集《人·鬼·兽》出版时,他在自留的样书为妻子写下那句著名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好男人是好女人成就的
杨绛自己在名门淑女和家庭主妇之间游刃有余,她也把钱钟书一手打造成了好丈夫。
杨绛出院,回家坐月子,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钱钟书给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她既欣喜又得意,声称如果婆婆知道了该有多么惊讶,钱钟书从前是不懂任何家务的。
有次,杨绛晚上把煤炉熄了,早上起来,钱钟书却给她端上了早饭: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一样也不少。她很诧异,夸奖了他一番,突然又追问他:“谁给你点的火啊?”他笑眯眯地,掩饰不住地得意:“我会划火柴了!”
有多少女人开口闭口地抱怨丈夫不给力:不体贴、不会做家务、没有本事挣钱。她们不知道,男人也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她们肯花心思,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来改变。
回国之后,他们一家三口各地辗转,总是居无定所。因为钱钟书的耿直得罪了人,他从西南联大和蓝田师院辞职后,留在了上海,和杨绛在这个沦陷的孤岛待了八年。
面对生活的龌蹉,杨绛依然优雅从容,两人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迅速走红。有一天,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她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为了让钱钟书全心全意地投入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也不许他碰任何家务。虽然他们的生活更窘迫了,但杨绛毫无怨言,她辞退了家里的女佣,戏称自己是“灶下婢”,劈柴生火做饭都自己动手。
不仅如此,她还学会了主妇精打细算的门道,为了省煤,她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
她是真正的苏州闺秀,名门小姐,做起粗活来却井井有条。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文革”开始后,钱钟书和杨绛都被打成“牛鬼神蛇”。
杨绛被人剃了“阴阳头”,她不声不吭地,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即使是让她去洗污垢重重的女厕所,她也不抱怨,擦拭得干干净净,有空了,就躲在厕所里看书。
当时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她一直都是有风骨的人。
后来,他们夫妇下放到干校,杨绛被安排去种菜。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翻译家叶廷芳回忆说,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说:“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他们相互扶持,一直熬到终老。
钱钟书离世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她是他尚在人间的延续。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说:“我也一样。”
钱钟书评价杨绛: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或许是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褒奖了。
一个女人要获得男人的爱慕,这或许不难,但一个女人要同时获得男人的钦佩、尊重、信任和依赖,这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相信每个女人都希望成为这样的妻子,但如何成为?这是个难题。
杨绛的人生,无疑是这个难题的一个完美解答。
学会打理自己,学会经营自己,屈迎有度,进退有尺,减少抱怨,多些积极心态和宽容理解,我们的人生和婚姻都会获得一个全新的飞跃。
须知,好男人都是好女人调教出来的,好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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