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期间，我在清华任教。当时，有的大学举办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陈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书籍。不过参观者只能隔着绳索圈定的范围，遥遥望见几个书题和几个人名，无从体会书籍如何腐朽，我校举行的控诉大会就不同了。全校师生员工大约三千人都参加，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讲台上有声有色的控诉，句句部振动人心。
我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索可资控诉的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我当时教一门“危险课”。外文系的“危险课”原有三门：诗歌、戏剧、小说。一次，精读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主人公的房东太太对他说：“你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我知道你的问题。”学生问：“什么问题?”我得解答：房东大太点出他在恋爱。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我正为改造思想做检讨。我的问题，学生认为比较简单。我不属“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我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
我的检讨，一次就通过了。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我检查的当天晚饭后。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我的亲戚同去听控诉。我那位亲戚是活动家，她不知哪里听说我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我握手道贺，然后和我同去开会，坐在我旁边。主席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等等，然后开始控诉。
有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她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顿足控诉的却是我。她提着我的名字说：
“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XXX大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怀着无比愤恨，控诉我的毒害。我的亲戚晚饭后坐在人丛里已开始打鼾，听到对我的这番控诉，戛然一声，停止打鼾，张大了眼睛。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着我。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接下还有对别人的控诉，可是比了对我的就算不得什么了。控诉完毕，群众拥挤着慢慢散去，一面闹哄哄地议论。我站起身，发现我的亲戚已不知去向。
谁这么巧妙地断章取义、提纲上线的，确实为控诉大会立了大功。但我那天早上的检讨一字未及“谈恋爱”，怎么就没人质问，一致通过了呢?不过我得承认，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我给骂得简直不堪了。
我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还带着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一位女同志(大约是家庭妇女)慨叹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好在她们不是当面批评，我只远远听着。
忽然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走近前来，悄悄问：“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我说：“你想吧，我会吗?”
他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我很感激他，可是我也谨慎地离他远些，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臭”。
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那个时期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女佣，女佣早已睡熟。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我看了一会儿书就睡觉。明早起来，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莱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样逃避我。
有人见了我及早躲开，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我招呼，而且有两三人还和我说话，有一人和我说笑了好一会儿。一星期后，我在大礼堂前稠人广众中看见一个老朋友，她老远的躲开了我。可是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我有说有讲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避我只在情理之中，我没有怨尤。不避我的，我对他们至今感激。
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我校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还点了我的名为例：“XXX先生上课专谈恋爱。”幸亏我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
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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