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写诗，胡乱几句。记不住具体年龄，只记得行为诡秘。写毕藏入小木箱，藏入即飞快落锁。后来小木箱失踪。按时间推算，我人生第一批诗稿，应写在10岁之前。
小木箱失踪，胆战心惊，惶惶中更加依赖写诗安慰自我，不料课堂上被同学抢去纸条，告发校方，被通知：“……，该女生本属黑五类子女，校方革委会还是以教育为主，将其划入‘可以改造好’之列，但其不思悔改，小资情调特别严重。经学校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处分。处分一：立即开除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处分二：不准许升入初中。”以上文件，刻骨铭心。
母亲亲自到学校接受处理，黑着脸埋着头奔出校门，当街读完这份文件，一把拽我到面前，再推开，举起巴掌，又垂下，说，鬼写鬼写什么啊！初中都没得读了啊！知不知道你这辈子完了啊！这个污点在你档案里一生啊！
天塌地陷，世界末日。那一天，那一刻，那种危险，深深烙印在岁月之中，永不消逝。那一年我12岁。
背起书包，四处流浪，异地借读。借读生没有资格领取课本，最重要事情是每夜抄写借来的课本并装订成册。自然无暇也不敢偷偷写诗，但慢慢揣摩到可以把诗句变异，现身在公开的作文之中。于是作文成绩好得出奇，经常满分，经常成为全班范文。这是12岁至14岁。
高中时期，语文成绩的优异令我蜚声校园内外。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在自豪之余，不免偶尔充当我保护伞，便以一丝宠爱抵挡万般羞辱。百感交集，诗兴大发，不过此时已经学会保护自己，只在课余时间，只在江河湖畔，只在无人处，肆意狂写，写完即撕成碎片，统统撒入水中。这是15至17岁。
末代知青，集体住宿，四周全是监视之眼。只写宏大话语，类似“鸟不高飞啊，怎知蓝天之阔，人不远行啊，怎知世界之大。”这是18岁至19岁。
招生回城，就读冶金医专，学习卫生专业。那段时间结束，新时期文学春雷滚滚，写作灵感如火山爆发：诗歌、小说、散文、童话、神话、寓言，什么感觉来了就写什么。所有暗伤，都化作涓涓诗流，写满一个笔记本又一个笔记本。这是20岁至23岁。
为代表班级参加某个大型赛诗会。我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笔走龙蛇，写了一首《雷锋之歌》，由耿海倾同学，在武钢工人文化宫登台演出，该同学天生好嗓音，又在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多年，一番声情并茂朗诵，打动无数人心。一位文学杂志社编辑，恰巧在现场，恰巧被打动，因此我的诗歌顺利变成铅字，获得公开出版。从此，约稿从大江南北纷至沓来。由自己一首最浅薄最装腔作势的诗，我走进了写作生涯。这是23岁至26岁。
弃医从文，再度入学。于武汉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同时恋爱来临。恋爱带来茂盛诗句，也带来再度羞辱。诗稿本被偷走，被传阅，被羞辱。最糟糕是被法庭采用为判罪证据，友人被判有罪，锒铛入狱。
某个黑夜，我第一次，烧毁诗稿，中断写诗。这是26岁至28岁，只写小说。
小说获得全国性反响，写诗欲望故态复萌，但绝对只是私下写写，绝对不公开发表。这是29岁至30岁。
第二次烧毁诗稿，在16年婚姻结束之后。
走出婚姻，个人空间日渐宽阔。靠文友极力怂恿，试着让私藏的诗歌面世。诗人海男对我鼓励最多，我在她的《大家》也就发表最多。但依旧杯弓蛇影，十分畏缩。这是45岁前后。
第三次大规模烧毁诗稿，大约是在五、六年前。某个漆黑凌晨，忽地就害怕被人发现诗稿，忽地就觉得无地自容，忽地就认定所有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无”。
2014年8月至11月，我去了美国IOWA大学国际协作计划。住在IOWA河边，每天傍晚在明艳的秋色中慢跑，天空总是蓝得叫人想哭，云朵总是白得叫人想笑，空气新鲜得总是脑洞大开，诗如泉涌，总是。
临别与友人聚餐“水电站”餐馆，酒壮怂人胆：我得出版一本诗集。
2015年，整理诗稿，约见陈垦，让自己受到一个认真负责出版合同的约束，以免一时冲动，再来一把火，销毁所有诗句。
暗暗，更有一种期待，那就是：诗集一旦出版，恐惧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不再总是更多地感知生存的可憎。
平和降临，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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