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广策
（一）
为什么要说谎？
因为他有本能，他要趋利避害。
只有当不诚信成为不合算的事，诚信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
（二）
为什么要说谎？
因为他有本能，他要趋利避害。
一个小孩子，如果他说要买文具，却把父母给的钱拿去买零食了，那是因为零食的诱惑力太大，而他不撒谎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得到钱。
同样，如果他打烂了一个花瓶却说是小猫打烂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父母极有可能暴跳如雷一顿痛打，这件事的后果，在他看来是不能承受的。
我们往往把诚实看成是品德问题，其实，诚实同时还是个能力问题。有能力得到，就不必撒谎；有能力承受，他就可以坦白直言。
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把买文具的钱买了零食，很可能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如果他不千方百计找个借口，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富人的孩子却不必如此，因为这只是小事一桩，买了也就买了，要钱是容易的，反而说谎有着更大的风险，他不必去煞费苦心。
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有道德的危机。生存环境越是严酷，人就越是需要自保。同样，越是初级的经济环境，越是没有平等交易的市场，越是充满着谎言和欺诈。
说到底，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资本的特性是赚取利润，成本和回报之间，永远都在核算。
讲不讲信用，很多时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当不诚信的人大把大把赚钱，却没有不可承担的后果降临，那么不诚信就会成为市场普遍的选择。
在资本主义早期，为什么充满着那样多的血腥？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那是因为在那样的时代，暴力是最有利可图的。
在亚当·斯密时期，情形同样如此，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经营者的利益与公众利益往往不一致，要想获取利益就必须欺骗公众。
所以那时的经营者虽然很少聚到一起，但聚会时的谈话内容，不是阴谋对付公众就是筹划抬高价格，那时商人的形象，也很让民众鄙视。
现在的西方世界，商人们都温文尔雅了，越大的企业越是注重信用，不是人的道德水平大幅提高了，而是经济体制成熟了，各种市场关系越来越复杂，严格的规则就成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违反规则就必定受到惩罚。只有当不诚信成为不合算的事，诚信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
（三）
大街上，如果有人免费给你发放食品，你可能不敢吃，而宁肯自己花钱到商店里买，因为商店让你放心。
在北京吃烤鸭，一般的店是38元一只，有的地方28元甚至18元就可以吃到，但全聚德的烤鸭是168元一只，葱、酱、饼还要另算钱，食客照样盈门。就因为他是全聚德！
百年老店，那阵势就不一样。进门一排烤炉，透过大玻璃窗展示在客人面前，大块的果木在炉膛里熊熊燃烧，仪表堂堂的大师傅专注地翻动着肥鸭。旁边有专供客人留影的地方，背景是你受用的那只鸭子的编号，也就是该店百年以来至今烤出的第几只鸭子—你的号码已经是1亿还多。
如此的全聚德，他有必要去偷工减料欺骗顾客吗？他所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就是保证他的品质永远是最好的。
当信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诚信就不再是谁强加给你的，而是一种自觉和需要，因为欺诈已经不合算了。
很多时候，富人不需要说谎来达到目的，相反说谎的风险往往大于收益，所以他选择用正常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一旦遇到挫折，他也有能力承担后果。
银行不愿意贷款给穷人，并不是出于道德的怀疑，而是因为穷人还贷的能力让他担心。
在市场行为中，道德是非常无力的东西，所谓商业道德，其实是一种经济规律，有利的事情，大家就遵守，一切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
越有实力的企业，越能得到人们信任，也就越容易发展起来。
信用是一种资格，没有实力是无法有信用保证的，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信用就是财富的象征。
一个孩子说谎，内心常常是恐惧无助的，说谎恰恰证明了他的弱小。只有当你不必说谎了，你才真正长大了，可以掌握局面了，你才是自由的，强大的。一个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做的，我负责！”这就是力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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