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家就注定在海上。
每逢节假日,思乡的感情愈浓。一怀愁绪总在青青的田野和朴实的相亲间辗转。
耄耋之龄的父亲每年都嚷着回乡看看,每次回来都喋喋不休的给我讲述故乡的变化。记忆的底片上,故乡是一排排土房,淳朴敦厚的乡亲和一层层青纱帐。各户庭前是青翠欲滴的南瓜藤,风在南瓜花上轻漾,一阵阵花香扑鼻。藤下摆着木桌,老人们在藤下喝着酽茶。村边的小河,水流潆洄,几只高傲的鹅曲项向天歌,柳树上,“上有黄鹂深树鸣”。最古老的是村口那个石磨,小时候我常常在石磨边的草地上捉蚂蚱。真正让我牵怀的是故乡的人,父亲这次回来反复的念叨一个姓鲍的大伯,他不久前告别了人世。
他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溯源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文革时期,他和父亲都是被批斗的对象,父亲成分是地主,他是反革命坏分子,在我们村子是最有文化的人。解放前他曾经当过日本宪兵,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就因为这样的背景,文革时遭到了厄运。出工休息时,坏分子不能和群众在一起聊天,我父亲给他喝水或是卷袋旱烟,都得偷偷的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去。那时父亲和他同病相怜,彼此的感情只能心照不宣。有一次父亲称呼他一声老哥,被人告给专案组,结果父亲被批斗,给父亲上纲上线,把坏人叫老哥,同情坏分子罪。那时候只要有个运动,鲍大伯首当其冲遭难,打得遍体鳞伤后,还得忍着剧痛继续认罪、赎罪。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朦胧的听父亲和母亲讲,在批斗场上,他被打的绝望了,腹部趴在三刺上,剖腹自杀,结果自杀未遂没死成,这样罪名雪上加霜。剖腹自杀,被定为坚持日本人死法,以前的赎罪都前功尽弃了,迂腐的老百姓变本加厉的折磨他,活不了也死不成。废除成分论了,他的帽子终于摘了,说话做事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胆战心惊,生怕哪天社会再复返。
记得小时候,孩子们遇见他都像见鬼一样远远地躲开,生怕沾染晦气。他在我的印象中总是挑着两个粪桶,日日不息的穿梭于各家各户的厕所,孩子们编着荒唐的歌谣手指咒骂他,他脊背弯曲成扁担般的弧线,脸上的表情比哭还沮丧。当历史的污点漫漶不清时,人们不再避开他的影子,命远多舛的他已到了桑榆暮景。
父亲常常去他家和他谈起旧时光,两个人举杯长叹,历史就这样剥夺了他的幸福。他一直在忏悔自己,猥琐在家的一隅,很少和人交流。父亲离开故乡时,鲍大伯亲自备了酒菜,饭桌上老泪纵横,两个人忆苦思甜唱起了“达那巴拉”,两个蒙古族老人百感交集,他握着父亲的手伤感的说:“你再回来时,老哥可能看不见你了”。是呀,父亲再回乡时,他已经在一抷黄土中长眠了。
故乡的老人一个个离我而去了,不知道再归乡时,有谁还能唤出我的乳名,有谁还能认得出我的模样?我也是故乡的孩子呀,让我揣着乡音吧,漂泊时想起故乡的声音,疲惫时想一想故乡的模样,孤独就找到了寄存的地方。“若为化得身千亿,塞上风头望故乡”,这是每个离家孩子的心愿。如果我的心有方向仪,它一定朝着故乡的方向,如果我的身躯能插上隐形的翅膀,我会飞向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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