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万分狼狈，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说话结巴起来。
我羡慕那些人，他们可以说：我是瓦工。我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说起自己时直截了当，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都不言自明，无需更多的解释。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因为我的笑——用商业用语来说——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笑，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作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说白才能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人笑，而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这我是学会的，就像有人学绱鞋一样。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都储存在我心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种种笑声。
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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