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席是哪一年哪一日从人们视线里消失的，没人能说清楚。当今的孩子，恐怕连听都没听过。而我，是在坑席上长大的。
对于坑席的记忆，清晰又模糊。模糊到很少能想起，清晰到只要想起，就历历在目。
很小的时候，要过年了，姥爷领着我去买炕席。姥爷说，这领炕席好，密实，花纹也好看。卖炕席的很得意。但姥爷买不起，只好走向另一家。似乎有一领是最便宜的。姥爷说，稀松！不经用的。最后扛了一领不密也不松、花纹也很好看的回家。
新炕席铺在炕上，屋子就熠熠生辉了，黄色的、光滑的桔竿皮是我童年的审美。
我在炕席上蹦。姥姥不让。“别把炕蹦塌了！”又说，“别把炕席蹦坏了！”姐姐在炕席上抓(音chua,方言)嘎了卡。姥姥也不让，怕扎了姐的手。哥懂事，就坐在炕席边，很沉静。而坐久了，炕席也会磨破边的。
炕席最耐不得炕烧得太热。几乎每家的炕头，都会糊一块，也最先坏。
有一张我认为最珍贵的照片，是我的妻小时候在我家坑席上吃爆米花。爆米花洒在炕席上，妻趴在炕席上，小手抓着几颗苞米花，大眼睛愣愣地瞅着镜头。
妻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老乡加战友，他们在一个部队，妻的爸和我的爸都是黑龙江人。妻的妈和我的妈都是吉林人。他们一块转业到鞍山。都没亲戚，两家就当亲戚走，比亲戚还亲。但那时妻的家条件好，住床铺床单，不用炕席。而我家条件要差些，爸是右派。或许在我家的炕席上就注定了，妻一定是我的妻，“是我一生的至爱”，这是两家父母“包办”我俩的婚姻后我想到的。“是我生命的港湾”，这是我年龄渐老的时候认识到的。“找对象就找你妈这样的！”这是儿子参加工作后我对他说的。儿子说“找不着呀！”这话我同意。当今社会，很难找到像妻这样美丽善良又纯朴的。
对炕席更深的印象，是在炕席上我失去了三位亲人。
先是哥哥。那年那晚，哥在炕席上疼得打滚。邻居周大爷把哥背到中心医院。大夫说：蛔虫。开了打虫药。第二天仍不见好，姥带哥又去医院，哥不行了。姥给爸妈打了电话。那时爸妈已调到辽阳工作，结核疗养院座落在农村，为了我们学习，家没搬走，姥姥姥爷带我们在鞍山。当爸妈下午赶回时，哥已死了。死因不明。解剖确诊肠梗阻。其实是一次医疗事故。但哥再也回不到炕上了。家里至今珍藏着哥的书包。
后来是姥姥。那天中午姥爷出去了，姥姥在炕上自己给自己拔罐子，罐子取不下来，让我帮忙。我不会，姥就下炕，靠在炕沿上把罐子搁下来了。然后姥就躺在炕上嘴有点歪，口齿不清地对我说，快去找你姥爷和周大爷。我吓坏了，疯跑着去找，没找到姥爷，找来了周大爷。周大爷俯下身子叫姥姥，姥姥说，老……周……啊。接着就吐了白沫。死于脑溢血。那年姥姥才66岁。妈说，姥66时自己给自己包饺子，包完数来数去，还是只包了65个，少包了一个。真是“六十六，不死掉块肉呀！”
姥爷也死在炕席上，很安祥。姥爷有点文化，过去当过账房，打一手好算盘。姥爷总在炕上教我打，我不愿意。姥爷说，把你的老师找来，我教她“大扒皮”。我觉得不可思议。姥爷走后，我留下的是姥爷的算盘，还有一个水晶手戳，圆的，晶莹剔透，上面刻着“牟秉仁”三个字。姥姥留下的是一个玉烟袋嘴，遗憾已经找不到了。
姥爷走后，我和姐只能随父母搬到辽阳。在没搬之前，姐带我在鞍山。唯一的印象是姐把炕桌放在炕席上，端上煮好的挂面，用酱油拌。对于吃不到细粮的我，那是何等的香！
搬家是爸妈单位来了驾马车，我随马车走，马车上拉着全部家当，唯独没有哪领炕席。
搬到辽阳后，就不用炕席了，关于炕席的记忆，也就到此为止。
而那领炕席并没丢，它藏在我的潜意识里，一般的时候不会出现，而一但出现，就带出了我的全部童年。
那炕席上有我的欢乐，有我的悲伤，有我的亲情，有我的姻缘，有我的成长。
记住炕席，就浓厚了亲情，丰富了感情——就找到了我的根。
当然，如今的孩子不需要知道炕席，但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一两件老物件。你的情感、你的成长、你的根，就在那老物件里。
而记住那老物件，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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