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我奶奶用了近乎二十年的时间来接受死亡。
我爷爷去世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晰了。是我小学二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早晨我还在睡觉,只觉得大人们始终在楼梯上走动,也没有人来叫我,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自己起床,坐在院子里等待,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然后爸爸找到我,叫我去跟爷爷说声再见。我心里对死亡没有什么明确的感知,只是随着他走去亭子间,那儿挤了很多人,爸爸把我推搡着弄到床边,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快点。于是我嘟囔出一句,阿爷,再会。我想他已经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种感觉,我的爸爸并不想告诉我真相,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想保护我,在我与残酷的事情之间,暂时遮挡一下。于是我很乖巧地假装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下楼,独自吃早饭,走路去家隔壁的学校上课,像平常一样。大概是我假装得太好了,我甚至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悲伤。
我不知道人在面对第一次死亡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是否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反正我之后,每次面对亲人的死亡,都会采用假装不知道的回避态度。假装不知道蒙蔽掉了所有的伤感,和那些应该会掉下来的眼泪。
现在我依稀还是记得些爷爷的模样,毕竟他的黑白照片在之后的很多年间,都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春天时旁边插几枝迎春,冬天则是几株腊梅。他活着的时候,常穿中山装,口袋里有时候会摸出颗樟脑丸来。最后他是因为肺癌死的,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很奇怪,他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还都要喝上一杯人参茶。
不过我却几乎想不起来奶奶与他在一起时的模样。仿佛自我有记忆开始,奶奶就已经是一个人的了。
上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过一场很严重的肝炎流行病,因为毛蚶而起,那年据说病死了很多人,有点像2003年非典时的情形。所以在我成年之前的记忆来,我从未见过毛蚶这种食物,只听亲戚们描述当年吃毛蚶时喷香的场景。在水里抄一把捞起来,带着血水呢,蘸一蘸撒了葱姜的醋,一人都能吃掉一锅。只是从那年之后,我们家里再也没有碰过毛蚶,与许多其他的上海人家一样。
我的奶奶没有逃过那劫,大概是在末尾的时候,传染上了肝炎。那应该是在爷爷去世以后不久,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场病会不会消解掉一些她失去丈夫的痛苦。我去医院看望过她几次,只记得回来以后被要求反复洗手,才能上桌吃饭。
等她出院以后,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我说的不再,是从此以后,直到她在2007年冬天去世,都没有再与我们一起吃过饭。
刚开始,她还与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不过是用自己的碗筷,坐得远远的,让爸爸夹菜给她,绝对不直接碰桌上的食物。那时候,她变得非常小心翼翼,脸上常常带着种惊恐的表情,像是病菌已经长期在她的身体里种下来,再也不离开。她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提醒旁人她得过肝炎,也唯恐把病再传染给了他人。她甚至不太愿意让我坐她坐过的椅子,那也是一把专门的椅子,她每天坐在上面看报纸,等到傍晚四点钟,她会站起身来,先把整栋楼的楼梯全部都拖一遍,再拎着一只铅桶,去弄堂里捡垃圾。她捡垃圾也不为了卖钱,而是真的把地上的脏东西都捡起来,分几次去隔壁弄堂的垃圾桶里扔掉。
其实我至今都不太理解她,有时候比较起自己来,难免觉得她心里那种极端柔软,极端容易担忧,又极端善良的性格并没有遗传到我这儿,也或许有,只是用了另外的方式。
再后来,她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了,甚至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那时候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里,我与爸爸妈妈一起挤在楼下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奶奶独自住在亭子间。她开始写日记。她曾经是个中学老师,但是我常常想不起来这个,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个独自坐着的老人,与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联系。她写日记的劲头非常猛,常常从醒来到睡过去,都在写。在生过几次病以后,她就不再去外面捡垃圾了,也很少下楼。有时候下午趁我爸爸妈妈不在,她会来敲门,问我讨支圆珠笔芯,或者是讨一叠用过的草稿纸,那多半是她写到一半,纸笔用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她仿佛从来不问我的爸爸妈妈要这些东西,甚至故意要避开他们似的。
自从她开始写日记,就渐渐变得日夜颠倒。常常清晨的时候她还醒着,又会一觉睡到傍晚,四五点钟把午饭热一热吃掉,等到晚上十点再吃晚饭,完全生活在了我们的平行世界里,像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幽灵。
现在有时,我也会在傍晚醒来,在傍晚醒来被列在我人生绝望辞典的前几名,特别是那些天黑得特别早的冬日里,醒来以后像是生活彻底失重一般,觉得一切都难以继续。我难免会在这样的时刻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在人生最后的那很多年间,面对过许多这样的时刻,每每想起,我心里都黑暗一片。
没有人看过奶奶的日记,只知道她铺天盖地地写。过年间有亲戚来我家里,开玩笑地问说她是不是在写回忆录。她向来内向害羞,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能用手捂起脸来笑笑。但其实有一次,我偷偷看过她的日记。她的字迹很潦草,难以分辨。细细看来,她写的是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些什么,领导人发表了什么讲话,主持人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她还会在旁边标注一下说,裙子很漂亮。然后她会写到在弄堂里遇到了隔壁邻居家的谁,说了些什么话。中午妈妈为她准备了哪些菜,一样样地写出来,不忘加一句说,媳妇很贤惠,午饭的营养都很好。她也写到我,写我每天晚上都上楼给她送水果吃,写我的考试成绩。
总之就是这样的日常生活,铺天盖地,写得她背越来越弯,时间以圆珠笔芯递减的速度流逝,倒也算是有迹可循。那些写过的纸和本子被捆起来塞进床底下,像是把消磨时光的日常生活也都全部打包起来。
之后她的身体变得很差,我去念大学了,家里也没有人能够时刻看护着她,于是爸爸决定把她送去养老院。我记得送她走的那天,她整理好的衣物,安静而羞怯地坐在床边,是她向来的神情,总是担忧打扰到别人,尽量隐匿掉自己的存在。等到车子来接她的时候,她突然鼓起勇气似的地问我爸爸说,日记怎么办呢?我爸爸愣了愣,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为了在养老院里占据个好床位,托了很多关系,但他一定没有想到,奶奶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接着奶奶说,就这样放在屋子里,不会被其他人看到吧。我站在旁边,心里咯噔一下,差点哭出来。
奶奶非常怕死。在我们非常少的几次聊天里,她与我说起过刚刚来上海时的情形。她与家里人坐船逃过来的,她江上日本人的飞机一直在扔炸弹,她只管闭着眼睛,听炸弹在水里炸开。然后她逃到虹口区的日租界,在精神病医院里躲了一阵。说起这些来,她也都是轻描淡写的,但是脸上带着种小女孩讲故事时的情形,会用手拍拍胸口说,炸弹响得怕死了,怕死了。
她那么敏感,纤细,孤独,胆小,这漫长的二十年间,难得几次与我走在马路上时,都要紧紧地拽住我的袖子。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她的内心是怎么去面对死亡的。家里人对她的照顾向来很好,但是在很多个冬天里,我看到她穿着棉袄,缩手缩脚地坐在窗边,旁边一盆正要冒出花苞的水仙,脸上依然是那种害羞的神情,混杂着一些忧愁。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她是否曾经开怀过,甚至在很久以后,翻出她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她依然是那副神情,哪怕是在笑,也微微皱着眉头,为不知道什么事情而担忧着。许多家里人都说她看起来不老,这些年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觉得她眼里的某种光芒在一再消逝,家里人却都没有看到似的。
自从她去了养老院,我就很少看到她。我从来不觉得中国的养老院有什么好的,更像是个医院,自从她去了那儿,就迅速地衰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或者说一个真正在等待着死亡的人。就好像她身体里的那根橡皮筋也松掉了,她总是茫然地躺在那儿,也不太跟旁边的人说话。
我从心底里抗拒去养老院看她,这种感觉就跟十几年前我假装不知道爷爷的死差不多。我在这很多年间反复地质疑自己是否冷血,残酷,不近人情。后来觉得,最要命的大概是我的软弱,在面对无能为力的悲伤时,自我防御机制就立刻启动。我现在都还记得爷爷去世那天太阳的温度,以及那段从家里走到学校短暂的路途。心里没有丝毫的悲伤,硬得像颗核桃。
我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在2007年的夏天,在我去北京之前。那段情景之后被我写进了一个叫《光斑》的短篇小说里,小说的主人公叫英婆婆,我的奶奶就是那位英婆婆。我沿着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走廊走去她的房间,她不在,我又转头去走廊里找。过了一会儿,才看到她坐在走廊里,旁边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她仿佛在听,但是却又扭头看着其他地方。不知道是谁帮她剪的头发,非常短,像个男人。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为此发脾气。在那最后的几年里,她的脾气变得非常不好,妈妈有时候会抱怨一下。我却总是不由想起,在爷爷刚刚去世后不久的那些暑假里,我与奶奶两个人单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白天。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对她发火,有一次我画一幅油画画到一半去午睡,醒来时看到她把我的油画笔洗了,而且在水里泡坏了。我为此而坐在床边大哭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她发火,我想她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对其他人发火。她心里肯定也很难过。
那天她看到我,从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掏出一片柚子给我吃。我告诉她我要去北京了,她听得不是很清楚,反正那时我也常常要出远门的,所以她大概只当我是去某个地方玩一会,很快就回来。
她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最好的。
我说我不好。
她也没有听清楚,她又说了一次,你是最好的。
她去世的那天,我在北京,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我们一家人全都不善于表达感情,所以这样的电话就更加言简意赅。我挂掉电话以后独自坐在家里发呆,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天色暗下去。到了天黑以后,有朋友给叫我出去吃饺子,那天大概是冬至吧。我们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然后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在胡同里乱窜。那家饺子铺闹哄哄的,门口挂着块棉被阻挡外面的寒气。我们来一鼓作气叫了差不多一斤的各色饺子,他还专门跑去隔壁帮我买了桂花酒,自己买了二锅头。我们像平常一样大吃大喝,还大声说话,我假装得,都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假装了。
然后朋友给我说了一个笑话,一点多不好笑啊,他把一张纸巾撕来撕去,贴在脸上假装是猪八戒。我喝得有点多了,就看着他大笑起来,很快就后悔,大笑带来了剧烈的情绪失控,一会儿我就转为大哭了。朋友挂着那张猪八戒的脸看着我,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哭,只递给我纸巾,然后自己把剩下的饺子都吃完了。
那天我始终在哭,一直到深夜,有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因为过分哽咽而根本没有办法接。我想起当我们最后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我也常常熬夜到凌晨,两点或者三点的时候,奶奶会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若是看到这儿的灯还亮着,她就走过来看看我。我总是对着电脑在玩游戏,屏幕莹莹发光。她不是很明白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只以为我一直在做作业。于是她站在旁边看一会儿,然后说一句,做功课不要做得那么晚。其实那时我早就已经不需要再在半夜里做功课了。
我想,奶奶是与我一样的人,孤独怎么吞噬掉她,以后也会怎么吞噬掉我,甚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像她一样,在漫长的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独自面对死亡的慢慢到来。
嗯,这个过程实在太过于漫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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