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或暂或久的,每过几年,就有一年厌倦阅读;每一年中,也总有一两个月,常常是在岁杪,一点儿也不想看书,此时每本书,都像失掉了可喜的个性,变成课堂里唠叨的教师,饭桌上…
或暂或久的,每过几年,就有一年厌倦阅读;每一年中,也总有一两个月,常常是在岁杪,一点儿也不想看书,此时每本书,都像失掉了可喜的个性,变成课堂里唠叨的教师,饭桌上按着自己的破事讲个没完的讨厌鬼,笑容可疑的推销员,说长道短的上士,自言自语的邮差,搜罗听众的退休官员。在这种时候,习惯地拿起书来,刚一打开,太阳就钻进了云层,我的眼睛冲着书,脑子跑到别的地方,拽回来,便在两者之间飘浮着,心无定属,唯一不变的心思,是“我恨这本书”,以及下一本——打开,合上。看到我这无聊的样子,窗台上仅存的一株花草,吐出最后一口气,死掉了。
这种状态,像是人在旅中,忽生厌倦之意:“我为什么在这里?”出门前想得好好的,这里看山,那里涉水,地图在手,眼镜在鼻,上午参观,下午照相,遇碑抚碑,见桥登桥,呼朋唤友,招猫逗狗,趋前趋后,兴致勃勃,然而总有一天,一股不耐烦之意腾地冲上心来,于是山失色,水无光,雨打鼻子雪冻脸,草木刮衣服,炊烟熏眼睛,曾经美丽的卧石,这会儿专绊人大跟头,谁还有刻颂之心,全身上下只觉得累。又好比例行的晚宴,有良朋可与谈笑,有羊肉可用开涮,耳聆高贤之教,手倾威士之忌,放下五湖之心,拿起二锅之头,凯乐欢欣,夜复一夜,忽有一天,眼睛盯着一个人的脸,心里想的是:“他到底在说个什么?我为什么要听他胡扯?”一念之来,兴致索然。
为什么如此?我们疏离一件事物,粗浅地说,或者是没有发现它与我们的关系,或是那关系太紧密狭隘。正如生存是最不可忍受的生活方式,求知是最容易让人生厌的阅读方式。我现在看书,哪怕是看闲书,也经常闲不下来,或者是这个有用,或者是那个颇可思量,人闲心不闲,简直可恶,而极少有——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够——忘我的阅读。世界总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它,推开窗子,看看外面,或者不推开窗子,看看周围的什物,就看见了我们自己的性格,纠缠在与他人共享的网中,阅读本来是摆脱局促的办法之一,然而或者是因为我们已经僵硬了,或者因为作者也在局中,读着读着,便会忽然觉得窒息。
我刚上小学时,赶上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尾巴。后来又批《三字经》什么的,来回来去地折腾。“读书无用论”与“读书有用论”,本是一家,是一种疾病的两样症状,好比一种错误的证明,恰是对自身的反驳。怎么批“读书无用论”,我记不起来了,如若想象,不外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啊,科学种田啊什么的。我只记得此时逃学不如以前那么方便了,写起检查来,要自诉“受了读书无用论的流毒”等,活活多写一两行。没过几年,恢复高考,读书更加有用了,《三字经》也重见天日,里边有好多苦读的故事,孙敬悬梁,苏秦刺股,匡衡凿壁,车胤裹萤,好不让人厌恶。最可恶的一个人,不在《三字经》里,是后汉的桓荣,他小时候家里很穷,种田时也带着书本,他的哥哥不理解。后来桓荣做了官,回到家中,向兄弟们展示官家班赐的车马衣服,带着雅各式的微笑说:“此稽古之力也。”
劝学是中国的传统。这传统有杰出的一面,又有鄙陋的一面。古往今来劝学的诗文无数,我今天想起的却是唐代的小说《李娃传》,这故事的前一半很好,后一半恶俗,由它衍生出《曲江池》《绣襦记》等各种戏文,传到今天,许多剧种里都有,而李娃劝学的手段,早就可怕了:你要不是看书,总看我,我就把眼睛挖掉。昆曲文绉绉,梆子腔里是这么唱的:“我将你当志气男子灵芝草,谁知你是臭蓬蒿。一根银针我在手,刺坏左目祸根苗。”读书如此沉重,怎能不令人厌倦。
我当然不反对有目的的读书。我最热爱的传统,大概就是人类的知识传统了,猫因为没有这样一种传统,正横在我的床头打瞌睡。但在此外,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弃“有用无用”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或是种无奈的一隅之教。拿起半首狄金森的诗歌:
“你不能将一股洪流折起,
把它搁进抽屉——
风会将它找到,
并告诉你的雪杉地板。”
我们能不能承认,任何功利性的念头对欣赏诗歌都是有害的?以前为读“闲书”辩护,我曾经说,这些书至少可以扩展我们的精神,或令我们愉快一时,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妥协的、不彻底的辩护,它仍然或明或暗地接受着有用无用之论。按照最严格的有用无用之论,找到一本完全“无用”的书是很难的,理论上是做不到的。而这也不应该成为辩护之词,实际上,用不着辩护,我们用不着自辩,用不着为任何书辩护,用不着为别人糟糕的思想,浪费自己的思想。
当我们说一本书有用或无用,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指的是什么?有用无用这种说法,大概与书对人的影响有关,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打算接受什么样的影响,左右着我们实际接受了什么影响。我们打算令一本书能够为己所用,我们做到了,而同时弃掉了——如果这是本好书——更多的“无用”的内容,那些文字,作者在自由的状态下写出,我们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忽略了。
我念大学时,遇到的老师中,有一位陈先生。话说上课记笔记,是好习惯,特别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有些课我没有上,到考试前,就借同学的笔记看一看——对考试来说,笔记是有用的。看一本笔记,与上半年的课,有很大不同吗?对试卷来说,没多大不同,对人来说,有很大不同。说回到教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陈先生,他留法多年,汉语有点生,经常捏出古怪的词来,“重镜破圆”之类,让我们哈哈大笑,而他从来不以为忤,他那种坦荡、幽默的性格,对事情温和得体的反应,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他对法国文学的见解,说来惭愧,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他的春风言笑,姿态口吻,那些随意的剧谈,零星的手势,他的衣着,家中堆得到处都是的唱片……这些都是没用的,是吗?
还有褚先生,是治秦汉文学的专家,给我们本科生上课,自然是只讲些基础的,用不着出语惊人,但偶一激扬,闪现出的绝尘之逸,足令向慕。他老先生骑的是一辆自行车的遗骨,远一点看去,如同坐在半空中,就这么在校园里乐呵呵地往来,像卡通片里的人物,而这些,又岂是笔记里会有的。
我说这些,是粗浅的比喻,而仍没逃出有用无用之论。其实我最反对有用无用之论的滥用的,是这种观点,隐藏着狂妄与闭塞。说它狂妄,是它以为我们对世界及自己的了解足够丰富,足够深刻,能够判定一切或绝大多数事物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利益;说它闭塞,是它把我们可怜的一点知识,转化为精神的牢狱,或说得好听些,一张道路旁午的地图,进而断言,道路之外,实无景致。古典功利主义者不能、也无法假定能够计算出行为的全部后果,我们就能了吗?我不知道未来人类会怎样理解类似的一批问题,但一个有可能存活数十亿年的种类,在才拥有两万年左右文明史时,便假装掌握了种种诀窍,是不是有点儿过早了呢?
一本书,如同一个陌生人。我们见过各种陌生人,我们来到陌生的医生桌前,想听他对我们脾胃的意见,我们把陌生人请到家中,除去地板下的害虫,我们向陌生的人购票,吃下陌生的人端来的食物——也有的时候,面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不能从衣着判断出他的职业,不能从表情看到他的性格,这时,我们是应该高兴,还是害怕呢?
我从朋友那里收到过许多珍贵的批评,其中一次,是若干年前,在山西的一个地方,一个衣服上有许多灰尘的男人来到我面前,勉强挤出些笑容,开口说:“你们是头一次来吧?”我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知道。”那人走后,朋友说:“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人赶掉了。”我说:“你没听出来?他是那种带人逃掉门票,来挣钱的。”朋友说:“你怎么知道?”“我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呢?”
是啊。如果不是呢?万一不是呢?不讨论这种态度对别人的伤害,且说它对自己的伤害——我们经常抱怨,生活中的意外太少了,新鲜的情节太罕见了,同时,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对概率的依赖,又有点过分。那人有很大的机会,确是我料想中的人物,但另一类机会,本来因为其弱小而珍贵,也被我们零零星星地断送了,亦如在有用无用的思辨中,我们,作为读书人,越来越不自由。
小时候(我发现,这个词最近用得渐渐多起来。我还不到七十岁,已经开始像九十岁人那样爱忆旧了),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有些奇异的词语,其中一项,是将所有的坏蛋,不分中外,一律叫“美国人”。电影看到一半,就有先知大声指出:“瞧出来没?这家伙是美国人。”对那类电影,他们总是瞧不错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看电影的糟糕态度,东猜西猜,以不失算自雄。不过前几天看了一部《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很受震撼。我一向是有点瞧不起电影的,从没想到一部电影能够像书那样往心里钻。看完这部电影,心生种种念头,其中一个是对自己说:“别以为你什么都明白。你没见过的还多着呢。”
回到开头的话——不是书令我隔三岔五地生厌,是自己的态度,精神上的不自由,心胸的不开放,回火到自己身上。怎么办?没办法,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一边对自己不满意,一边依然故我。改是改不了啦,有所警戒,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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