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80后，在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里，都梦想着长大后能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
父亲说在我还不能够直立行走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总是抱着我，只要让那个老式的收音机发出声音，我就不哭。我们家是当时在当地最早买上走私收音机的人家，是夏普6060半电脑的进口货。父亲喜欢听邓丽君的歌，买了很多磁带。没有收音机的时候，他就把我放在床上，一边忙手里的活，一边嘴里轻声哼着调调，我也不哭。
我喜欢在睡前让母亲翻开故事书念一个故事给我听，听着听着我便可以安心入睡。后来母亲工作越来越忙，没时间每天给我讲睡前故事，父亲想了一个好办法，让她提前把书里的故事录在那台收音机里，每当我上床的时候，便播出来给我听。有时，我自己也录故事，对着收音机讲话。那些童言无忌的话语在许多年后曾被我翻出来听，就像面对着过去的自己。
大一些之后，我开始跟着那台走私收音机里放的流行歌曲慢慢哼唱——那是我们家里比我岁数都大的古董。
父亲说，我从小就对声音敏感。
上小学以后，父亲托人帮我去买了一个500多块钱的松下WALKMAN，那时候能用上这家伙的可都算是家境无比优越的小朋友。记得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范晓萱的《健康歌》。
80后的孩子不像现在可以拥有如此多的偶像，听到如此多的歌，因为没有网络，听歌的渠道非常局限，除了听广播就是买磁带。我上初中那会儿，把每个月仅存下来的一点儿零花钱偷偷拿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时候只有磁带。
其他小孩有整箱的芭比娃娃或是变形金刚，我只有一抽屉一抽屉的磁带……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管得很严格，除了周末，平时都不准我看电视。于是，听广播成了那代孩子的唯一娱乐休闲方式。
有些梦想随着声波的传送从此走进了我的心里。
在当时的我看来，那是人生最理想的一种职业状态。华灯初上，在一处安静的密闭空间内，做一档属于自己的音乐类谈话节目。没有选择与放弃的踟蹰，没有理想与现实的冲撞，在那里，打开话筒就是一方自由天地。以至于我当时一度坚信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个电台的主持人。
因为在那时，这就是梦想，是无拘无束。
电台多简单，就是把自己的梦告诉别人。而做电台的人都是喜欢做梦的人。
于是，我开始将每个时间段好听的节目记录下来，准时收听，甚至是守在电话机前拨打calling热线。我开始疯狂迷恋着有好听且富有磁性声音的电台主持人，那几乎成为在高中最灰暗的三年里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全部精神支柱。那些声音陪伴我度过的无数个难熬的夜晚，给过我力量和希望。
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父母想让我念个以后可以进正经事业单位的专业，我死活要考传媒，我说我就想要做电台。现在想来，表达的欲望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虽然后来也没如愿，却有了另一种诉说的方式：照片和文字。
但或许自己骨子里对于当主持人的梦想总存在着几分不自信，因此，在选专业的时候我并没有直接填报播音主持，而是“曲线救国”般地选择了编剧。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做主持人这个梦想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那么现实。长相不算绝色，声音不够好听，光硬件条件来说我已经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个性偏孤僻，并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公共场合也无法做到八面玲珑，软件上来看也没什么戏；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做了主持人，也未必能做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节目，试想，如果让我去播天气预报或是电视购物广告，那简直比不能做还要痛苦啊。综上所述，我开始理性地认识到，梦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我喜欢的其实未必真正适合我。
年少时的梦似乎离我渐行渐远，但我还是成为了一名传媒工作者。
心中的电台情结一直在，对于好听的声音也依旧没有抵抗力。
后来认识了一些朋友，发现我们的记忆雷同，发现那些九块八、新华书店、拿空白磁带录电台、广播节目、上海音像、滚石Logo、买打口碟等音乐事件也统统一致。例如后来和我一同创业的万师傅。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某些人某些梦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要把你扶上某一条路，比如曾经在收音机里的那些声音，比如想做电台主持人的梦，这些因缘教会我，跟随自己的心，它一定会带你去你应该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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