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任星儿解除婚约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边谈论着某某同学出了国，某某同学发了财，一边去了城西区民政部门。那天任星儿略施粉黛，她的美丽仍然让我着迷。
任星儿是我的大学校友，算是师妹吧。和所有的校园恋情一样，我们的爱情也非常甜蜜。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们结婚了。之后在一起生活了6年，我们才发现原来双方是如此的不合适，既然没意思，也就客气地离了。
离婚后，我一个人到了海南。那时候，“海南热”刚刚开始。在这个海岛实行“宏观调控”的前夕，我成功炒作了一块地皮，一下子就赚了几十万。这种意外的横财让一向还算持重的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个很愿意冒险的人，自然不想恋战，很快地就从商场中抽身而出。
我不是那种拼了命要干事业的人。我向往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离开商场后，我到一家企业当了个策划顾问，拿着足以养活自己的薪水。
很快，我在一次出游中认识了刘芳。刘芳是一个高校的老师，虽然外表不是很出众，但特别善解人意。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们就很投缘。之后，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小时，海阔天空地胡扯。
在认识近半年后，我们同居了。两个人相处得还好，与婚姻比较起来，这种生活显然要轻松许多。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那年的晚些时候，刘芳怀孕了，她正式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这个消息让我一度不知所措，40岁的男人忽然要当父亲了，真正是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觉。我曾经很郑重地想过，一定要把这份婚姻好好经营下去。
就在这时候，任星儿来海南出差，我请她吃了饭。当得知我已再婚时，她显得很意外，但随即却露出一脸的笑容，连声地恭喜我。
任星儿到海南出差的事我没对刘芳说。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任星儿来了电话，说她在家摔伤了，正在医院打着石膏。放下电话，我立刻订了张当天飞往任星儿所在城市的机票，然后才给刘芳打电话。当得知我是回去看望任星儿时，刘芳把电话挂了。我当时也有点生气，虽然能够理解女人天性中对感情狭隘的一面。任星儿都躺医院里了，她怎么就没个同情心呢？
临上飞机时，刘芳打了个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准备一直伺候任星儿到康复才回来。我很肯定地回答了她。刘芳在电话那头很愤怒地喊了一声：“廖晨，你会后悔的！”之后，电话就挂断了。
任星儿的受伤让我暂时没有心情理会刘芳的哭喊，也许我心里还是爱任星儿的。在回去的那些天，任星儿总倚在我怀里说这些年的辛苦，她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她会选择好好跟我生活下去的。半个多月后，她就能到户外走走了。我牵着她的手，两个人在医院的小花园里走走，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颇为感慨。
任星儿出院后的第三天，我回到了海南。我没有给刘芳打电话，那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想她应该在家。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刘芳不在家，室内还是很整洁，但从茶几上落满的花瓣看，她至少离开这个空间有三天以上了。我突然感到恐惧，是那种害怕刘芳离开我的恐惧。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给刘芳打过电话了。
茶具下竟然压着一张离婚协议书，刘芳在旁边的一张纸条上留言：我今天去医院把孩子做掉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瓜葛。回来后，请给我个电话，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我一下子坐在地上，慢慢地感觉到疲惫，心里的酸楚是一阵一阵的。我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但我确实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我其实是珍惜刘芳的，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知道我们还是合适的。婚姻不是选劳模，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未必就得到一份同样优秀的生活。倒是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份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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