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抱怨命运弄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在逃避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自己弄死的，于是怪了命运。
与历史上许多末代皇帝不同，崇祯在民间没有留下什么坏名声。
崇祯的遗诏版本很多，但基本上都不出三点：无颜面见明代先帝、希望叛军不伤百姓、诸臣误我。
连死都想到了百姓。在大多数人心中，崇祯是个好皇帝，最起码是个好人。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造成的，那是环境的悲剧（“诸臣误我”）、历史的悲剧（大明气数已尽，他不能螳臂当车）。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大概就是这么点评崇祯帝的，还追誉为庄烈帝，大有惋惜不已的意思。
是的，他自己到死也是这么觉得的。
哪里有皇帝做得像他一样简朴？当皇帝衣服还要老婆打补丁，吃饭都是素菜。太监们发明了素菜新做法，色香味俱全，他就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崇祯工作勤奋，真正是夙兴夜寐。无他，因为当时的明皇朝，内忧外患已经相当严重。而他的勤奋程度，大概只有他的祖宗朱元璋能比得上。
简直感天动地。如果这个人生在国家清明时期，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圣君明主。然而真是这样吗？崇祯不需要为这一切负责吗？
历史告诉我们：不是。
后金进攻辽东，整个大明，当时只有袁崇焕最合适守东北，他可是耗死过努尔哈赤的猛将。可是崇祯硬生生地把袁崇焕千刀万剐了，为何？
——因为他怀疑武将袁崇焕和后金勾结，迟迟不肯结束战事。后来百姓也把袁崇焕视为国贼，将他的尸首抢食殆尽。
崇祯生性多疑，但军事见识不高，胡乱指挥袁崇焕、洪承畴等见惯沙场的老将，结果大明军队节节败退。
到了边疆死的死，伤的伤，基本无人能打，他就盘算着和后金议和。本来打不过就讲和，于国家于百姓都有好处，但崇祯拉不下老脸，只好让兵部尚书秘密主持。后来消息泄露，朝野震惊，在晚明讲究士大夫气节的氛围中，面对一片讨伐之声，崇祯死要面子不认错，最后杀了兵部尚书，让他背了黑锅。
他想迁都避避风头，就像当年南宋一样，先偏安再图强。他希望群臣提议南迁，免得自己在百姓心中生出贪生怕死的形象，可是群臣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好汉，朝议半天还是死守北京。崇祯优柔寡断，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心内的主张。
他后来有句名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可是，明明他自己才是做决策的扛把子，所决定的事件件都是亡国之事。
当时大明王朝内忧外患，东北有清兵叩关，各地有群雄造反。崇祯生性多疑，总是担心有人要造反，但是又没有真凭实据。
于是整天把边关将士呼来喝去换防玩。很多时候，前线真打着仗呢，一道圣旨下来要带兵将领挪地方。也有时候，还没到上任的地方，崇祯又有了新想法。
崇祯还偏信宦官，在军队里安插宦官充当耳目。但是很多宦官不懂打仗，又贪得无厌。折腾得将士离心，有的干脆造了反。李自成就是因为在投军时候被克扣了军饷吃不饱饭，一气之下杀了带兵的将领，举起了义旗。
为了解决财政经费，崇祯帝还贸然而粗暴地裁撤了当时庞大的驿站机构，造成大量驿卒失业。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失业的李自成后来迫于生计投了军，然后又造了反，在大明的心脏上插了一刀。
也许崇祯帝是个好男人，是个好丈夫，但是真的不算个好皇帝。毕竟，要当个好皇帝不仅需要是个好人，还需要有力挽狂澜的能力，特别是在明末这种乱世。然而，崇祯并没有。
讲到亡国，南北朝时期没什么事情比亡国更加常见的了。城头变换大王旗，恐怕是当时老百姓见得最多的景致。
北魏孝文帝面对的处境，比崇祯好不到哪里去。一不小心，随便哪一项决策就够让他们国破家亡。
可是人家就是牛掰。他想迁都到洛阳去，大臣最初也是死活不肯。
“你说我们原来的首都好好的，你偏要深入到汉人的地盘去干嘛呢？”
大臣们见怎么也说不服皇帝，于是搬出了最后一招：卜卦。
可是孝文帝大手一挥，说：
“犹豫不决的时候才占卜。现在我主意已决，还占什么！”
是的，占卜占天命。但如果自信命运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无需外物确证自身了。
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一心吸收汉文化，在五代十国那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愣是掀起了北魏中兴的一段小高潮。
崇祯的悲剧，有点像项羽，因为两者都说过类似的话。而项羽的话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
我们有多少人像项羽、崇祯一样：得到的，自矜于自己的努力；失去了，责怪天意。
《易经》有一句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里的“自”不是“从”的意思，而是“自己”的意思。要想一生吉利，不是要祈求天命的帮助，而是要得到自己的帮助。
就像北魏孝文帝。换成一句俗语，这叫“自求多福”。懂得福气是自己求来的，最起码不会怨天尤人，患得患失。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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