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严冬的积雪，顶着凌厉的寒风，为寻求解开40年前的一个谜，我与几位好友一行来到了位于嘉兴郊区的油车港镇古窦泾村。望着这美丽而富庶的乡村，不由我百感交集。40年前在此发生的一场闹剧虽时隔多年，但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那是1970年4月3日的一个夜晚，我所在的嘉兴县电信局由10人组成的武装民兵班，接到紧急命令，说是要去执行一件十分机密的军事行动，我们立马持枪整队，向集合地-----嘉兴镇委礼堂跑去。
一进礼堂，只见四周窗帘紧闭，门口有军人持枪把守，屋内坐满了人武部、县中队、公安局的人，我们个个神色严峻，气氛煞是紧张。夜九点左右，一个腰佩短枪身穿军装干部模样的人走上了讲台进行战前动员，总的意思是说：“目前文化大革命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今晚要到一个地方去抓特务”。至于到那个地方，具体怎样行动，当时只有绝少数人知道，我们普通人一无所知。
简短的动员会结束后，我们约100多人整队后向当时的“小西门”渡口前进，乘上当时嘉兴客运站最好的二艘“银雀号”客轮。客舱分上下两层，我们电信局武装班全体人员坐在上层，大家手持步枪，正襟危坐，暮春的寒风冻的我格格发抖，轮船在夜幕中全速向目的地开进。
一个多小时后，轮船靠在一个无边无际的荡口（后来了解到这个荡叫600亩荡），只见荡口靠东边有几间瓦房，我们按照预先的布署，在领队的带领下团团包围了这间民房，其中有一部分军人冲进屋内，从热被窝里拉出了一位年约五十来岁的中年汉子，只见他身穿短裤、上着薄衣，悚悚发抖。拉出后随即用绳子反绑双手，推到屋后的空地上跪着，其家人也一一被控制住，随后对其家里的床底灶间、猪圈羊棚，屋外草堆进行全面搜索和挖掘，一直折腾到天明，但仍不见搜出什么东西，大约到次日上午八点左右，我们匆匆吃了当地几家农民烧的早饭后，整理队伍，随即返城。
40年弹指一挥间，对于当年发生的这件事，始终像梦魇般地留在我的脑海。当初被抄的是谁家？那个50岁左右的汉子是谁？翻箱倒柜到底在寻找什么？他们的家人现在还好吗？带着种种疑虑和好奇，激起了我们重访这块带有神奇色彩土地的欲望。
我们先来到了古窦泾村部，向几位老者提起了当年发生的事，他们连连称“记得、记得”，并告诉我们被抄家的主人是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名叫丁阿海，十年前已去世，当时抄家是因为村里“贫宣队”里有人向县里告密，说是解放前当地有一个名叫余小五的土匪头子最近已潜伏到他家里，准备搞破坏活动，所以才有了那天夜里的事情。后经了解余小五确有其人，解放前已到台湾，约在2000年时曾返乡来探过亲，至于“文革”期间潜伏在丁家只不过是子虚乌有。
当了解到丁阿海有二个儿子还住在该村时，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在村民的指点下，我们再一路向东，穿过蜿蜒的河边小道，来到了一家二层三开间的民房，只见屋檐下站着一位年约60多岁的大嫂，后经了解这位大嫂是丁阿海的长媳，当我们说明来意提起往事时，只见她感到十分突然和惊奇，怔怔地看了我们好长时间，许久说不出一句话，随后二行眼泪不由自主地从她浑浊的眼眶中慢慢流下，泣不成声，嘴里反复地念叨着：“我的公爹真冤枉啊，真冤枉啊…….”。此情此景，也不由我们暗暗落泪，字字句句如针一样刺痛着我们的心。随后大嫂给我们讲起了当年发生在她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之后，我们又见到了丁阿海的两个儿子，提起往事，他们都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那天晚上丁阿海跪到天亮后又被带到塘汇镇关了好长时间，严刑拷打，要他继续交待特务下落。由于双手长期反绑吊起，从此落下了残疾，生活一度不能自理。
“文革”结束后丁阿海冤案被彻底平反，仍当了几年的支部书记直至退休，于2000年去世，享年80岁。
当我们告别了大嫂走出了农户的时候，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丁阿海的遭遇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但愿悲剧永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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