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尽管她从来不肯当面称赞他。他浓黑的眉,炯炯的眼,肩膀很宽,走起路来带风。他穿着北京蓝的上衣,军绿色的帆布包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手臂一甩一…
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尽管她从来不肯当面称赞他。
他浓黑的眉,炯炯的眼,肩膀很宽,走起路来带风。他穿着北京蓝的上衣,军绿色的帆布包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手臂一甩一甩。
他上台演出,唱《毛主席万岁》,激昂热烈,可是高音的地方没唱上去。
她的眼睛一直跟着他,是好奇吧,因为有人说,小谭,那个人是你老乡。
她一直不大明白自己的心思:这以后对他的注意和注视,是因为老乡的亲切,还是因为一开始她就喜欢他?
那是1971年,在几近中国版图的最北,黑龙江省北安市二龙山农场。他和她的家乡,却在几近中国版图的最南,粤西南。老乡,这是一个多好的理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开始来她家,说是找她父亲,却当着她的面劈柴、挑水、喂猪,不仅仅是勤快,活儿还干得漂亮。
他那时在农场食堂,晚上来的时候,常会捎几个新蒸的馒头、一小块新鲜的猪肝,用报纸裹好,藏在大衣里。那些寒冷的冬夜,他递过来的纸包带着体温,她一直记得。
他们没有什么交谈的机会,她的父亲很严厉。她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手上做着毛线活儿,耳朵却张着。她不想他走,又盼着他走,因为只有在他走时,父亲才会说:“去送送你陈哥。”
雪在脚下被踩得嘎吱嘎吱响,话很多,路程很短,好像来不及说什么,好像什么都还没说—她不敢耽搁太久,怕父亲会骂。
他第一次送她礼物,就是在这路上,还是从大衣里掏出来的,带着体温的小玩意儿。他的双眼在夜色里闪动:“给你的,我自己刻的。”
那是一枚精巧的印章,黑色的牛角材质,雕刻成一座山峰的模样,上面有石,有树,有亭子,跟活的似的。印章底部刻着毛主席的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
她不禁呀地叫了一声,心里满是崇拜:“陈哥,你手真巧!”
他的手的确是巧。结婚的时候他们没买家具,家里的沙发、立柜、写字台都是他自己做的。他把自己的热情和聪明倾注在家里的每个细节,甚至一个小闹钟,他也特意造了个木头钟楼,上面涂了橙黄色的油漆。
他第一次约她出来,无处可去,漫山遍野的雪,天真冷。他便带她去食堂的锅炉房取暖,炉火熊熊地烧着,空气中是松木燃烧的香味,她不敢看他的眼睛。
他们这样就算是恋爱了—那个时代的爱情,即使蕴藏无限,也只能是微风细雨。
他很在乎她,又没法确定她的心,就冒充别的追求者写信试探她。她没理睬,他暗暗欢喜。
他拿给她看他写的情诗:“为什么你不明说/你的沉默为我/倘我猜的是错/我愿远远走开/不让你有一分难过/假如冬花须入暖房/我宁愿和霜雪在一起。”她红着脸看了,不语。他以为她在感动。谁知她说:“陈哥,这—这不是《小城春秋》里的吗,?这个—我看过呀。”他大窘,只好嘿嘿地笑。
他们的爱情并非没有阻碍,她父亲就是一个。父亲嫌他脾气不好,怕她受气。她从小到大什么都听父亲的,就这件不肯。她单纯却又执拗,认定了他,一辈子就只要他。1971年年底,考验她的时候来了。
他突然被人抓走了。那个年代,灾祸的降临常有些无稽的理由,可能只是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他给人刻印章误用了字,罪状可大可小。他被关在小号里,谁也不知道要关多久。
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了,他自暴自弃,以头撞壁,心想这辈子完了。
她在外面又急又乱,他们不许她去见他,身边的人都逼她和他划清界限。每一天,都漫长如年。
她偷偷哭了多次,怕是怕的,担心还是担心,可心里的主意很硬。
她擦干眼泪给他写信,知道那信要经过很多关卡才能到达他手中,所以写得很庄严。只在最后,用了全部的心意,写下短短的一句:“我会等你。”
说真的,当时她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三年?十年?她做了最坏的打算—一辈子?咬着嘴唇,她想,那也得等。
六个月之后,他被放出来,身体虚弱极了,连骑自行车都会摔倒。但他很紧很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我会好好照顾你,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972年11月28日,他们登记结婚。1974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恰是正月里,大雪封山。他把火生得旺旺的,她肚子开始疼了,他还拼命给她讲孙猴子的故事,一心想把她逗乐。一除了脾气有点大,在她眼里,他几乎是完美的。他那么聪明勤快,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只要他在家,她就闲着去吧。烧炉子、挖菜窖、砌砖房,蒸花卷、烙饼、炒土豆丝,写对联、画画、修半导体,甚至裁布料、踩缝纫机,他都干得像模像样。冬天来了,他会在院子里凿个晶莹的小冰雕;过年了,他就糊个红彤彤的大灯笼,高高地挂在门前,风一来,灯笼转,上面画的马啊龙啊,也栩栩如生地动起来。
她夸他,他便有点骄傲,总说:“大傻瓜,你怎么那么笨呢,让我来吧。”她不介意被他说笨:“笨就笨嘛,你聪明就行了。”他一辈子都这么说她,也一辈子这么宠她,宠得她真的笨起来:她四十多岁才学会骑自行车,六十岁的时候才学会换煤气阀。有他在,她什么都不用费心。他去哪都带着她,一前一后的。她从不费心思认路,他属马,她就总说他是老马识途,有他领路,她一万个放心地跟着。路上的风沙雨雪,他挡着,她怯怯地躲在他身后。她的性格始终没大变,老了还带着少女的气质,孩子们都说那是老爸惯的。
其实她也不总是那么弱的。那年冬天,孩子才一岁多,分场抽调他上山伐木。这个抽调其实不大公正,因他平日耿直敢言,得罪了个小队长。那里的冬天多冷啊,零下四十·多度,冰天雪地,她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她抱着孩子,踩着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场部。见了场长,把孩子往桌上一撂,带着点撒泼的劲,不走了。场长忙问为什么,她说:“我男人不在家,没人生炉子烧炕,我们娘俩快冻死了,今晚就在这儿过了!”场长赶紧打电话到分场:“喂!你们那儿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她男人昨天上山的,家里没人烧炕,马上把人叫回来!”
他赶回家的时候是夜里,一进屋就抱住了她们。他的怀抱很大,他喜欢把她和孩子一起抱在怀里,紧紧地,用带着雪星儿的胡茬扎她们的脸。孩子给扎哭了,她笑了。
这样难忘的拥抱在她的记忆中有无数次。1985年,她带着两个孩子返乡,从最北到最南,几千公里。他在广州火车站等,此前他们已分别六个月了,那可是婚后从没有过的漫长。火车才停,他就心急地沿着车窗去找,一个一个窗口张望。孩子们惊喜地叫爸爸,他快乐地把女儿从窗口抱出来,一个一个地,最后是她,然后站成一圈,他张开大大的怀抱拥她们入怀,紧紧地,久久都不松开。1987年,他从枣阳
出差回家,她正带着孩子们在山上扒草,他放下行李就去找老婆孩子。她看着他从山下一路跑上来,脸上都是汗,却是笑着,笑着张开大大的怀抱,把她和女儿们拥紧,再拥紧。
他们的物质生活一直不大宽裕,但他给她的,是自己所能给的全部。1976年,他患急性肝炎,医院给他开了一盒葡萄糖。那是物质匾乏的年代,糖的甜味是多么稀罕。他舍不得独享,把针剂里的葡萄糖一点一滴地掺进面粉,烙了糖饼给她吃。那点点滴滴的甜味,就像他给她的幸福,也许平淡微小,却点点滴滴地渗进了她的生命。
他人生的一大快事就是把赚来的钱交给老婆。他们清贫过,小康过,也困顿过,但无论他赚多赚少,都会一股脑儿交到她手里。她回娘家数日,他帮人择良时进宅,得了五十元的红包。他舍不得拆封,直到她回来,才笑吟吟地从怀里掏出来:“婆仔,上缴国库!”
他开始叫她婆仔,是他们有了孙儿之后。在粤西方言里,这称呼带点怜爱的亲昵。他有时也叫她“大傻瓜”,她却一直叫他老陈,结婚之后就这么叫。那时他还没老呢,叫着叫着,他真的老了,她也老了。这大半生,他奔波,坎坷,劳苦,结果却不能算得志,至少他这么认为-----他给她的幸福还不够。
她知道他心里有结。春日里她央求他去兜风,他开着摩托车,她坐在车后座上。郊外的新稻人眼青青,她迎着风大声说:“老陈,我很开心,你听到了吗?”他点头,她更大声地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他微微侧头看她,说:“好。”
那以后,他似乎真的安下心过清闲的日子了。他打太极,练书法,还在附近的荒地上依山垦了片菜园。她喜欢种菜、种瓜,他就想方设法把那儿变成乐土:破竹扎成篱笆,栽上香蕉、木瓜,沿着山坡凿一溜土梯上去,在半山坡种上玉米。他怕她取水远,就地开了一口小井;怕她有急不便,还搭了个有门有篷的简易洗手间。这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她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他常常煮好了饭来叫她:“婆仔,吃饭咯!”这时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他天不亮就起床,等她吃了早餐来菜园时,他已给菜园淋了一遍水。清晨的太阳照着,碧绿的菜叶攒着水珠,亮闪闪的。他知道她腰不好,连浇水的活儿也不许她干。
也有吵架的时候。他脾气大,年轻时冲动,吵了架怕她负气出走,总把门锁了等她消气。中年时为了生计他常常要远行,每次都难测归期,舍不得她,又怕别时伤感,所以总在动身之前找茬吵架,好像吵狠了几句,心会变得硬些,过后再写信道歉。老来心境平和,近年他们已经很少争吵,但有段时间他的脾气突然变坏,经常无故骂人。她知道他有糖尿病,虽然有时也生气,却并不真的计较。只是她没想过,他无理取闹是因为一种预感:远行的时候到了。
他人院,开始以为是肝炎,吃两剂中药就行了,她没当回事,他整天吵着回家。谁知情况急转直下,十天后回家时,他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医生说没办法了,她还不信。他要回家,她说,我们回家就好了。
她没日没夜地守着他,不停地说许多许多话。她说:“老陈,我们的玉米熟了,木瓜黄了,你想不想吃?”他点点头。她说:“菜地很久没淋水了,怕是都旱了。”他虚弱地挤出一句:“等我好了淋。”她说:“老陈,你不会死的对不对?你答应我!”他说:“我不会死的,你放心。”她顿了顿说:“我对你好不好?”他又点头。她忍住汹涌上来的泪说:“下辈子还要不要我做老婆?’’他笑了,说:“要。”
之后他就昏迷了,说胡话,认不得人,连她也不认得。却有一晚短暂的清醒,那时她和女儿们都围在他身边。他突然伸出很瘦的手来,挨个地去摸她们的头,反复说:“人啊就是天边的远来客。”这句算是道别吗?她不肯听,便咽着追问:“你答应我不会死的,你说话要算数。”他的手停在她的头上,他笑了:“算数,大傻瓜。”他没能说话算数。
临行前,她用柚子叶给他擦洗身体,怕眼泪落在他身上他会去得不安,她擦一下背转身拭一把泪。她给他刮胡子,手不停地抖,刮破的地方慢慢渗出血珠,她说:“对不起了,老陈。”
她看着他躺在冰凉的板上,一口气迟迟不肯咽下,就求人给他铺层棉被。主丧的师傅说,人就要去了,用不着了。她哭着喊:“他会冷的!”
最后那刻她在他身旁,轻声地说:“老陈,你去远游吧,放心去吧,什么都不怕哦,我们梦中见,来世还要做夫妻啊!”
他那时已经没有知觉了,却从眼角缓缓地、缓缓地流出一滴泪。
2008年11月21日,他走得那么急,差七天就是他们结婚三十六周年纪念日。
他去后的第二天,治丧的亲戚们上楼吃饭,她执意守在灵前,睡意蒙胧中似乎听到他在叫:“婆仔,吃饭咯。”她猛地醒来,眼前空荡荡的,她痛哭应道:“我没有伴儿啊!”
人秋以来天一直旱。许多天后,她想起了他们的菜园,强打起精神,她对自己说,明天该淋淋水了,那些菜是老陈种的。
那晚,悄悄地下了场小雨。
早上她来到菜园,推开竹篱笆门,停住了。清晨的太阳照着,碧绿的菜叶攒着水珠,亮闪闪的,跟他在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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