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有许多人相信个人奋斗，但更多的人却转向了利用各种关系介入社会资源的分配。利用关系甚至公共资源服务家庭个人，都已经被视作理所应当了。若与此相悖，会让人愕然。
大概是在1984年了，我在母校前黄中学图书馆里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小说，《蓝屋》，程乃珊女士的作品。小说中两个人物的人生选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女主人公是军区副司令的女儿，却不暴露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工作、生活；男主人公受父亲和女主人公的影响，最终放弃了家族巨额财富的继承权，走上自我奋斗的道路。
当时的我，还是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对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尤其是女主角和男主角父亲的人生选择，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充满了由衷地敬意，一定程度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选择。
一
1985年高考前填志愿，我谢绝了母校推荐我上南京大学的机会，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当时为了一个城镇户口，多少人肝肠寸断！城镇户口能吃上皇粮，也摆脱了面朝黄土背向天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天大的喜事。更别说按我们村上老师的说法，搁过去，上南大就是上“中央大学”啊。
父亲不能理解，连夜赶到学校，找我班主任，希望他能劝阻我的一意孤行。
班主任跟我父辈相熟，劝我，即便不愿去南京大学，也可以报考北京大学。
我的同村同宗长辈朱德生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也是我母校前黄中学的老学长。但我还是谢绝了班主任的建议，转而选择了报考当年招生简章排名第一序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四年之后，我们是第一届双向选择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意味着每个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那个时候，托关系找门路已经很流行，但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也没想过什么。我只是本分地向新华日报人事处、无锡轻工业学院等多个单位投送了求职简历。直到后来北京印刷学院来学校招人。
那年早春，工作确定下来后，我第一次随在北大读研的师兄到朱德生先生家去拜访。老人跟我说，你爷爷跟我说你上人大了，让我多关照，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来找过我啊？
我有些羞赧。作为晚辈，这么多年没有去问候长辈。
无论如何我都很幸运。在那个凌乱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虽然有许多危机，但社会总体上保持着上行的势头，开放性正在让社会个体的力量得到正向释放。像我这样出身农家没有其他社会资源的个体，对于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对于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这是我的中国梦，也是我这一代人选择的路。
二
岁月流淌，我已人到中年，其间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还辞掉了如今人人艳羡的中央机关公务员，最后都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个中艰辛，唯有自知。
周围很多人惊讶于我的抉择，激赏的同时却反向行动。但我自己依旧不后悔。
放眼如今这个社会，财富积累和精神生活较过去已有霄壤之别，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也是过去望尘莫及的。但原来的中国梦，却渐行渐远渐无声，在个体生活的感受中，压抑感却远甚于既往。
仍然有许多人相信个人奋斗，但更多的人却转向了利用各种关系介入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至于充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服务自己的工作生活，已经成为流行的主流价值观。利用关系甚至公共资源服务家庭个人，都已经被视作理所应当了。若与此相悖，会让人愕然。吃关系更盛于当年《蓝屋》中描写的场景（那小说里吃的，也不过是祖上遗泽而已）；而选择走自己路为自己生活的身影，则更显孤单艰辛。
于是，从幼儿园入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到最后寻找工作，每一个关口都有一场惨烈的战斗，拼杀的不只是孩子们的智商努力，更是家长们的社会关系和物质财富，中国梦几成一场噩梦。
我周围许多朋友，不能忍受这种有失尊严的压抑，选择了去国离乡。
我们无处可去。面对社会这样的变化，我在对后辈人生选择的态度上也有了新的变化。
我弟弟与父母依然在农村生活，侄女马上要高考。弟弟希望侄女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在亲人眼中，毕竟我在北京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了，多少也能帮上些忙。
我也希望侄女能考到北京，若在我身边，也好有些照应。不过，前提是她自己的努力。毕竟我所能帮的有限，大体也就是自己这些年挣扎奋斗在市场上累积的资源。
我的女儿已经小学四年级了，为了上我现在居住附近的好一些的小学，我也找了人缴了择校费。如今我和太太都困惑于是不是逼她上奥数班各种辅导班。但更多时候，我则是鼓励她努力学习，多读我给她的书，然后凭自己本事考个好学校。小姑娘也是信誓旦旦的。
虽然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地方令人失望，我也被流行的价值观裹挟着、困惑着、无奈着。但我依然相信，个人努力奋斗，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
我也同样相信，之于自己的子女，授之以渔，远胜于授之以鱼，遑论拿他人之鱼授之子女的。
纵使你口衔银匙出身，还有黄金为你铺就的道路，若无一技在身，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总有河东河西之变。
我相信新变化会到来，相信我的晚辈们也能够有自己的中国梦，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在父辈的荫庇下，有自己的人生和幸福。这也是我们愿意为之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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