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就到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学专业，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成绩优秀，所以1945年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31岁时我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离开哈佛，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去工作。因为觉得学校里不够自由，希望能学点新的东西。当时的公司负责人对我很信任，眼光长远，能给我一点自由，让我自己开展工作。
当时纽约最具有吸引力的建设项目是对一些廉价的房屋利用开发，我说服上司，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改善采光，并在楼与楼之间留下空地作为公园。这次设计思路改变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环境，当时得到了一个称号，——人民的设计师。
正在叫好的时候，我再次做出选择，离开房地产公司去发展，因为那里还不够自由，尤其是发展建筑构思非常困难。那时候有25人跟着我做，我要退出，这25人怎么办？只好带着这25人一起走，责任非常重大。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自己的实力？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要有信心进行下去。
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非常不满，说我会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成功，改建之后参观的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国人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那天记者采访我，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20世纪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那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仍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筑不是服装，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从来不赶时髦，你问美法两国的建筑师，他们都知道我比较保守；但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于古典或现代派。还有人称我是现代主义大师，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筑，但在设计方面我力争把古典和现代相结合，并摸索新路改进自己的风格。很多人对此不习惯，不接受。大多数人都喜欢守旧，觉得以前的很好，为什么要改呢？
我曾受邀在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很像日本的一种传统乐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日本人很喜欢。后来再次邀请我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的馆址被选在偏远的山上。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很羡慕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日本人非常接受这个设计。
我用自己的方式铨释建筑，注释人生。真正想赚钱的业主不会请我，真正有眼光的人并不多，评论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我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
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是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
在我的几十件作品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
去年，我86岁，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选在苏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苏州三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边修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一出台，又引起了各界的强烈争论。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的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损害这些古建筑的真实和完整，但这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而且是一个建筑师在年近90岁的一份认真、执着和创新。会给他们一份满意的答案。
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任何名份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的只有建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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