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号召中国发展高密度城市、小户型住房、使用公交，最近在微博上遭到一些80后、90后的围攻。大家众口一词地质问：“教授，凭什么你在美国住大房，却要我们住小房？”
我忍不住回嘴：“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中国土地资源紧缺，中国不是加拿大，一般人在中国就要住小房。你不喜欢，就去加拿大。”
其实，更不中听的话我还没有说：“为什么我可以住大房，你只能住小房？因为我在美国当教授。你小年轻什么都还没干，凭什么轮到你住大房？”
有些网友大概听出我的话外之音，留言说：“你也许很辉煌，但不是谁都有你这样的能力，但难道他们不应该活得有尊严吗？”
我只好告诉他：我无论在国内在国外，都并不辉煌，至少在物质上是如此，追求物质也不是我的生活目的。不过，中国就这么点土地资源，有这么多人，如果能力一般的人都非要住大房才有尊严，哪里去找那么多土地？
我们夫妻，从中国到美国都是一路名校上过来，从北大复旦一直到耶鲁。这是大部分人没有的幸运，也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在许多人眼里，这也算挺“成功”了。但我在48岁以前没有拥有过住房，也没有住过大房。事实上，在我43岁以前（即女儿5岁以前），都属于蜗居一族。读书的最后几年。一家三口挤在纽约的小阁楼里。夏天的酷热，使放在壁橱中的蜡烛都化了，现在想想还如同是昨天的事。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没有了尊严。我想不明白，我们40岁时在美国过这样的日子不觉得委屈，怎么现在的年轻人就受不了呢？
记得读博士时生活最宽裕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夫妇携着刚出生的女儿在日本研修，那是1999年至2000年间的事情。如同许多中国的留日学生一样，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人居然住得那么挤，我们当时住了一套大概50平方米的公寓。日本客人来了都非常惊讶：“怎么能住这么大的房子？”我们住的那栋楼是美国各大学联合开办的“日本研究中心”进修生的宿舍，房子大的理由之一，是地段很差，就在无家可归者救济中心隔壁。乃至一天半夜一点钟，有位醉醺醺的无家可归者来敲我家的门。到一般日本人家里访问就能看到：他们住的往往比中国许多中产阶层家庭要拥挤得多。而当今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5万美元，中国还不到5500美元。
再看看波士顿，属于美国最为先进的高科技城市之一，中等住户（包括单身）的年收入超过5.5万美元，人口才60万。密度比起中国大城市来小得多，土地资源多得多。但是，最近波士顿在兴建30平方米的小户型。这还是针对年轻的专业阶层的，其目的是想将租金控制在每月1200-1600美元，让年轻人有立足之地。设计者称，这些刚起步的专业阶层，经济能力有限，何时精力旺盛，一天到晚在外面创业、社交，回家不过是睡一觉而已。他们需要的不是昂贵的大房子，而是降低奋斗的成本。事实上，年轻人也特别欢迎这样的安排。如果有位刚从常春藤毕业的后生对着我这年过半百的教授说：“凭什么你住250多平方米，我们就30平方米？我的尊严在哪里？”在美国社会。大家恐怕会觉得这样的人有点神经病。
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富裕，从底层奋斗。从一无所有的起点奋斗还是“王道”。失去了这种精神。社会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这倒让我想起美国一位专栏作家说的一句话：“所有的中年成功者，如果可能的话，都愿意以自己所有的成就和金钱去换回当年那穷困潦倒的蜗居生活。”年轻时代是人生的幸福和美感所在。你失去了对这种东西的感受能力，你就失去了生活。
当然，我不希望用一个80后、90后的概念打倒一代人。事实上，在微博上也有不少年轻一代支持我，恰恰是他们告诉我：同龄人中确实有太多的人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父辈给他们。在我看来，国内当长辈的应该大胆地对后生训诫：孩子，还没轮到你。要什么，自己去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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