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里总是和周围的同学吵架。我并不是个暴脾气、爱挑起事端的人，只是常常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种沉默的不以为意，一种俯视的不敢苟同。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察觉，同学往往气闷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和我争辩起来。
隔壁寝室有个女生，每天进进出出异常繁忙，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后来我才知道，塑料袋里全是衣服——她定期到北京着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批发大量的廉价衣服，然后卖给同班女同学，其间的差价美其名曰“代购费”。
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小商人又争论了起来。我的言语神态间自然又带上了难以抑制的否定。因为我觉得这种生存手段开始得太早，也实在没有意义，简直抛掷了大学里难得的大好春光。我的同学则觉得世态险峻，既然我们迟早都要与生活作生存搏斗，那么开始得越早，资本也就愈发雄厚。
尽管我们的争辩中还勉强维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客套，可是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已经露出了狰狞的分叉。我的断语已经呼之欲出——“浮躁庸俗！”她的评语我也能从空气中捕捉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的大学生的的确确是变了。西洋自12世纪以来，中国自汉朝以来，大学生就拥有一种浮游生物般的地位。我们从家庭中走出，还没有进入社会，在这两个现实之间，我们从大学里获得暂时的自由翱翔。
在这种真空地带的翱翔里，我们的人生能够享受一段绵长的不靠谱，一段被默许的不着调。正如我喜欢的那段话：“大学校园里培养出来的人，好像是同道修行过来的人，走入人间，眼睛里闪出青碧火星来。”等我进入大学才知道，眼里这火星叫做理想主义，而与之对抗的是现实。
记得我以前看过一篇60年代的台湾小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主角是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他们同属于大学戏剧社，男主角喜欢导文艺腔的戏，还拍了一个谁都看不懂的电影短片，结果没能得奖。女主角是与他稍有暧昧的戏剧社女一号。
有一天，有个电影公司来大学征群众演员，很多人前去应征，女主角也去了。男主角得知消息，发出像我一样的冷笑：“你在大学里打着学术思想的招牌，一副有理想有原则的模样，人人仰慕你而不敢轻视。到今天接触了社会，你又摇身一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说穿了，你的能耐就是个生存能力罢了。”
她惨然笑道：“我知道你想怎样，你要我们全冷眼坐在一旁不跟导演合作，谁要是兴高采烈去参与，便被你安上个妥协堕落的罪名。事实上，你先把大学生估计得太高了，所以打落得太深。‘现实’这字眼从来没有存在你的脑子里。今天你看到了，吓坏了，赶紧退一步躲回去。以后你会更超然，每一样事情你都可以拿来嘲讽鄙夷，因为，你根本没在里面。”
女主角踏着高跟鞋走掉，五年之后作为半红不热的“十三点女演员”给男主角写信，说现在听到大学生提及“社会参与”这样的词会觉得很可笑：“人在社会里不就是参与了吗？你在这个社会里便是在这社会里了，你把它真实地、认真地过下去，便是了。”她的信颇有几分历经沧桑后与社会一笑泯恩仇的意味。那一刻，我觉得我也不必急于与社会联袂，或者忙着与社会结仇。
在这四年的大学时光里，现实不是我们面前的野蛮驯兽师，你不用躲着从洞口偷看、喃喃咒骂，不敢出来应对；现实也不是我们背后的野蛮驯兽师，挥舞着皮鞭逼我走上社会拥挤而危机重重的甬道。所以，我希望你同我一样，不要早早放弃可以仰望的星空，而钻进生活燃烧着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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