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胖娃娃，捉了三个大花活蛤蟆，
三个胖娃娃，捉了一个大花活蛤蟆，
捉了一个大花活蛤蟆的三个胖娃娃，
真不如捉了三个大花活蛤蟆的一个胖娃娃。
绕口令又称急口令、吃口令、拗口令等。是一种汉族传统的语言游戏，由于它是将若干双声、叠词词汇或发音相同、相近的语、词有意集中在一起，组成简单、有趣的语韵，要求快速念出，所以读起来使人感到节奏感强，妙趣横生。绕口令是汉族民间语言游戏，将声母、韵母或声调极易混同的字，组成反覆、重叠、绕口、拗口的句子，要求一口气急速念出。
关于绕口令[1] 的产生，可以追寻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古籍中侥幸保存下来的《弹歌》“晰竹，续竹，飞土”，相传为黄帝时所作。据考证，这是比较接近于原始形态的歌谣，其中，已经有了绕口令的基本成分——双声叠韵词。由此推想，很可能在文字出现以前，绕口令就已经萌动于汉族劳动人民的口头语言之中了。
随着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的祖先越来越注意汉字字音前后各部分的异同现象，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双声叠韵词。这些双声叠韵的关系，处理不好，很容易缠绕混淆；处理好了，又可以产生不同凡响的音韵美。这使得一些人想到寻找规律，练习发音，训练口头表达。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声韵相同的字组合在一起，故意兜圈子，绕弯子，连续成句子，教儿童念、诵。其中一些音韵响亮而又拗口、诙谐风趣的句子，不仅儿童喜欢，不少青年人也很喜欢。这样，一个人唱出或几个人唱和，就在人民群众中耳口相传，流传开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又不断修改、加工、充实、完善，使它更近似于一首首幽默诙谐的歌谣，更加妙趣横生。至于谁是绕口令的具体作者和修改者，人们根本没有留意。因此，也就无所谓哪首绕口令是哪个人的作品了。
由于绕口令[1] 的逐步完善，在人民群众中日渐流传，一些接近下层人民的文人也开始注意这一通俗的文艺形式。稍后于屈原的楚国作家宋玉，就曾经把双声叠韵的词汇引进了诗歌创作的殿堂。长篇政治抒情诗《九辩》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大量采用了声韵相通的词，使得语句音节错综变化，读来音韵谐美，情味悠长。这无疑大大扩展了它的地位和影响。不少文人还在喝茶饮酒的时候，即兴编上几句，当作酒令，或者教给儿童念诵。保留至今的古代绕口令，差不多都是文人模拟汉族民间绕口令作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诗人温庭筠在1000多年前的《李先生别墅望僧舍宝刹作双声诗》：“牺息消心象；檐楹溢艳阳，帘栊兰露落，邻里柳林凉，高阁过空谷，孤竿隔古岗，潭庭月淡荡，仿佛复芬芳。”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作过《吃语诗》（“散居剑阁隔锦官”），明代文学家高启作过《吴宫词》（“筵前怜婵娟”）。从内容上看，这些绕口令大都是酒足饭饱之余的乘兴消遣之作，没有多少价值，从、形式上看，几乎都是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书卷气浓重，晦涩难懂，最广大的下层民众和少年儿童只有敬而远之。这大大影响了绕口令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影响了绕口令的普及和提高。关于古代的绕口令，明代文学家谢肇涮所撰的《文海披沙》卷五，曾作过一些记载。
另一方面，汉族民间流传的绕口[1] 令保持和发扬了它的通俗浅显的特点，越来越完善，并且被搜集整理出来。清朝末年，意大利驻中国的官员韦大利搜集的《北京儿歌》（1896年出版，英汉对照本）中，就有绕口令《玲珑塔》。何德兰搜集的《孺子歌图》中，也有绕口《秃丫头》。(www.vipyl.com)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现代文学越来越接近下层人民，随之而起的儿童文学也逐渐成为文艺大军的一个支队，这为绕口令的发展又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和创作者思想的局限，不少绕口令的基调还是很低的。例如《螺蛳和骡子》：“胡子担了一担螺蛳，驼子骑了一匹骡子。胡子的螺蛳撞了驼子的骡子，驼子的骡子踩了胡子的骡蛳。胡子要驼子赔胡子的螺蛳，驼子要胡子赔驼子的骡子。胡子骂驼子，驼子打胡子，螺蛳也爬到骡子头上去啃鼻子。”这反映了旧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意识，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新中国建立后，绕口令的思想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流传的绕口令《赔钵钵》：“你婆婆借给我婆婆一个钵钵，我婆婆打烂了你婆婆的钵钵。我婆婆买来一个钵钵，还给你婆婆。你婆婆说什么也不要我婆婆赔钵钵，我婆婆硬要把买来的钵钵还给你婆婆。”这就反映了6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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