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今年66岁,双腿却已残疾64年。这样的残疾人,生存下来已很不容易,还有"成功"可言吗?但是,几十年来,我正是在这种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走了过来,并取得了…
我今年66岁,双腿却已残疾64年。这样的残疾人,生存下来已很不容易,还有"成功"可言吗?但是,几十年来,我正是在这种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走了过来,并取得了对我来说的15次成功。
第一次:站了起来
患小儿麻痹症后,我只能爬行。日本投降那年,我已经8岁,仍无法站立。父亲忧虑地说:"站不起来,怎么去上学呢?"
婴幼儿的适应力是极强的。我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院里,爬得都很快,很轻松,而要改变却很难。因为一旦拄上双拐,走路时我那条唯一能用上些劲儿的右腿,难以支撑全身重量。
父亲为我做了一双小小的木拐,教我站起来走路。我腋窝被拐杖咯肿了,手也磨破了,尤其是抬起拐杖时,必须支撑全身重量的那条腿,酸疼难忍。但我一声不吭,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再一步地向前走。终于,我站起来了!并且艰难地行走了……
尽管我终生离不开双拐,但我挣脱了一辈子爬行的厄运。
第二次:我有了笔和本子
父亲39岁那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拉扯五个孩子,家中非常困难。一次开学时,我的学费被免交,母亲仍在为无钱给我买学习用品而着急,我高兴地向母亲擎起我的笔和本子-----笔是一截秫秸插入蘸水笔尖,本子是我用旧杂志订成的。母亲见了有点伤心,但这样的"小米加步枪",并未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我在班上屡屡考第一名。
第三次:爬上坡顶
架双拐后,我不再爬,但例外的时侯也有。一个早春积雪融化的日子,我去上学(当时家住郊区),在一个陡坡上几次滑倒。看来我是无法走上坡了。我便一边向坡上依次扔上两条拐杖,一边向坡顶爬去。我满身泥水,但终于扶住拐杖在坡顶站了起来。我回头望去,见这样陡的坡我也上来了,心中特别高兴-----我觉得自己不是爬上来,而是飞上来的!后来,我依据此事写了一篇作文,老师送给校长看。校长在作文后面写了一段话勉励我:"……不要让身体的残废束缚了你的发展自由,你是一个有前途,有发展的孩子,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一定有成功在等着你呢……"
第四次:选准目标
高中毕业时,我因身体残疾被拒于大学门外。这对我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不甘于沉沦,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奋斗目标。经过苦苦思索,我决定为孩子们写作。因为早在童年时代,我就读到了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我还没想到,中国是世界上孩子最多的国家,儿童文学作家却太少。也许更重要的是,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于是,我在自学大学中文系和生物系课程的同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如今,45年过去了。我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我深深感到,我没有半途而废,是因为我当初选择了一条最适于自己发展的道路。
第五次:发表处女作
1959年12月7日,我的处女作《"小伞兵"和"小刺猬"》在《新少年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童话和科学融为一体。后来此文入选多达十种儿童文学,或儿童科学文艺选本,并被选入全国幼师教材。从此,我不断创作科学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有关方面列为"全国科学童话十家"之一。
第六次:当义务校外辅导员
处女作发表后,我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一度步入低谷,几乎所有稿件都被一一退回。原因到底是什么?当我明白这是由于我远离了孩子,便决心到孩子们中间去。我不顾行动艰难(那时我连手摇车也没有,只能架拐杖),主动到少年宫,以及家附近的小学担任义务校外辅导员,与孩子们交朋友。从此,我再写作时,便渐渐心里有数,退稿越来越少了。
第七次:"文革"时大量读书
"文革"开始时,我既没有工作,又不能写稿。大量空闲时间做什么?我很想读书,却找不到。大约两年后,一次,我听说道外区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截然不同,由于已六十岁的老馆员张老师严加保管,加之在冲击图书馆的红卫兵中,许多曾做过该图书馆的小服务员,被张老师成功的劝阻,因此馆藏图书基本保存完好。只是张老师怕被戴上"放毒"的帽子,一本也不敢外借。张老师是个"老倔头"。他极喜下象棋却常没有人与他交战,我便对他发起了"象棋外交",经常找他下象棋,并帮他写《欧阳海之歌》等新书书评,从而拉近了我们的感情。后来,张老师在我答应"保密"的前提下,允许我用书包装满书籍回家去读。就这样,"文革"期间,我竟有幸读到几百本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次:横渡松花江
"文革"期间,除了读书,为了增强体质,我还从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出发,成功地学会了游泳。1968年,我已31岁。5月的一天,我在江心岛的无人处,下到浅水中,发现自己身体的有利条件:由于自小拄双拐,两臂锻炼得健壮有力,且胸部发达,肺活量大,这使我能以臂代腿,而且较易浮起。经过多次尝试和苦练,我创造了"双桨仰泳"(仰泳,用双拐划水),"双拐蛙泳"(蛙泳,单臂挎双拐),"随波逐流"(身体与两拐各自顺流而下,拐杖离远时再逐一"捉"回)等特殊游泳姿势,第二年7月,就穿着全身衣裳,胶鞋,横渡了松花江。1970年7月14日的《哈尔滨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文章《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双腿残废也能横渡松花江》,在哈尔滨市引起了"轰动效应"。从此每年坚持游泳,直到2000年考虑到年龄和身体因素,我才主动停止游泳。学会游泳对我自己也是鼓励,原来,人的潜力如此巨大。应该更好更多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在力量。
第九次:午夜写作
"文革"过后,我到一家街道办的无线电小厂当了冲压工,使用手扳压力机。这项工作劳累、单调,而且危险。每天下班后,十分疲劳,加之小女儿哭闹,我无法写作。居住条件很差,老少三代五口人,住房仅有10平方米,无处放桌子。但我从未想过放弃,而是积极想办法。我想出的办法是:晚上小女儿睡下了,我也努力去睡,午夜准时醒来,便将头伸入壁柜去写。天亮前再睡一会。这种体力、脑力劳动的日夜交替,效率相当高。
第十次:出版第一本书
1978年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充分肯定了我的书稿---中篇科学童话《小狒狒历险记》,要我修改。我数次摇着手摇三轮车,到位于南岗区一曼街陡坡上的市图书馆核实科学资料。严寒中,我双手用力摇车。由于拼命用力,汗水竟一直浸透棉袄,车座铁板也结上厚厚的霜。1978年8月,这本书出版,第一次就印刷了137万多册。1980年,该书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1979)中,荣获三等奖。
由于身体残疾,我从小便受到一些人的歧视。更有甚者,竟将残疾人视为"不祥之物"。一次,街道小厂的厂长在大会上竟说出"是瞎子是瘸子牵出来"的话,我克制住自己,不予理睬。后来此人或许有些内疚,车间没活时,我读书、写作,他均视而不见。我的短篇童话集《时间老人的期待》,便是在车间的手扳压力机旁写出来的。
第十二次:工作问题获解决
由于身体残疾,我一直被"拒收"。我曾经给省委书记写信,提出去小学做专职校外辅导员,省委书记批示后,教育部门仍不肯录用。1981年"六一"儿童节,在哈尔滨市儿童少年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我发言后,深受感动的市长和主持会议的市委副书记当即宣布:"我们要把孙幼忱同志从工厂调出来,专给儿童写作"。那时我已年满43周岁。据我以往的经历,我知道领导的表态,与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往我的想法"咱是残疾人,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吧,别让人家为难"。此次,我积极配合,半年中先后34次去找有关部门,坚冰终于被打破。这年年底,我以全民所有制工人身份调入市科协,次年转为干部编制。
第十三次:坚持写作
调入市科协后,我提醒自己,条件转好,更应该努力为孩子们写作。不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写了一部书稿,省委宣传部为我请了创作假。从此,我用创作假不断的写作。其间,我拒绝了在单位"坐镇"(即看电话和接待来访者),到《科学周报》当编辑等工作机会。由于作品不断发表和出版,被中国作协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2岁时,我调入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从此,我毫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地为孩子们写作了。
第十四次:争取拿出精品
我已有五本书,四十余个短篇作品获各种儿童文学奖。如,1989年,海峡两岸举办首届儿童文学征文,将要评出获奖作品只有数篇。我决定尽量拿出精品。为让海峡两岸的孩子均能喜欢,我写这篇科学童话时,特别注意民族化。写的是一个认为自己"完美无暇"的王子,去寻找同样的妻子。从提炼不出绝对纯的黄金,写到世上没有毫无疵点的人。《无暇王子》在此次征文中被评选为佳作奖,并被选入多种选本出版。
第十五次:弥补生命的缺憾
我的老伴也是残疾人,我们的活动天地从小就大受限制。自2001年夏,我驾驶残疾人摩托车带老伴到大连看海之后,2002年春,我又用这台车带老伴从哈尔滨历经12天艰苦行程,到达首都北京,直驶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我们心中万分振奋。
我的人生历程足以证明,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残疾吓住,放弃了努力。一个残疾人,只要选择一项自己最热爱、最适于自己发展的事业,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同样可以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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