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摘抄（一）
那时我2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年轻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的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是我决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亲爱的安德烈摘抄（二）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利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亲爱的安德烈摘抄（三）
安德烈问母亲，“我真的不知道将来做什么，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于是龙开始诉说着她的十八岁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些什么。那时候的她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贫穷落后的乡下。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生态破坏，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十八岁那年，阿波罗登月；美国和越南军队侵入柬埔寨；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而跪，请求历史的原谅。“而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述一个暗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那个 “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还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www.vipyl.com)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透、被“现代化”、被 “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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