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故事：安猪:多背一公斤去旅行

每次旅行时,请背上一公斤书籍或文具,带给沿途山里的孩子;保持微笑,以朋友的身份和孩子们交流,分享我们的知识、想象力、信心、爱……不可小看一公斤的力量,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

　　这是四年前,北京男孩安猪的主意。四年后的今天,“多背一公斤”这五个简单朴素的汉字,已成为中国民间公益机构的一面旗帜。

　　最好的生日礼物

　　澜沧江水流湍急,沿山路盘旋而去。小货车开得很快,马桦坐在副驾位置上,她无暇欣赏奇险峻美的风景,嘴角微微上扬,一脸笑意。突然,一群飞鸟迎面撞来,司机的视线和注意力被扰乱,一不留神,小货车冲出了山路……

　　马桦来自北京,在云南德钦县明永村小学支教。那天,她去德钦县购买教学用具,正兴致勃勃地往回赶。除了支教的孩子们,她的脑海里还回想着一位朋友送给她的话:你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来不及再见她的孩子和朋友,年轻灿烂的生命,就这样悲壮地沉没于江水中。

　　一个月后,马桦的朋友回到北京,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朋友安猪听。安猪原名余志海,刚过30岁,混在北京IT界,过着滋润悠闲的小日子,经常背起行囊,驴游天下,因此结识了不少志趣相同的朋友。

　　听完马桦的事,安猪悲痛而感动,他说:“如果她的离去,能够唤起更多追随者,她并不孤独。”也就在那一刻,安猪决定,做一名支教志愿者,去帮助那些大山里的孩子。如今的他认为,反而是孩子教了他很多东西。

　　安猪第一次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河北涞源山村的一所小学。学校后面有条小河,他和孩了们坐在河沿上,脱掉鞋子,双脚伸进清澈并留有太阳温暖的水里。安猪问孩了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孩子们的答案基本相同,“我长大了当农民”、“我长大要去深圳打工”……没有说他要当科学家、航天员,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农民,或正在深圳打工,这是孩子们最能触摸到的梦想。一位大妈推着烧烤车走来,安猪拦住她,他要请孩子们吃烧烤。等他将烤好的食物递给孩子们时,他们个个手里都捏着一两个硬币。

　　安猪喜欢上了这些孩子,他们很快乐,这种快乐不因为他们的贫困或富有而改变。你只有发现并分享他们的快乐,而不是同情他们贫穷,每一个孩了都独立而有尊严,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或者怜悯式的捐助。

　　的确,山里的孩子需要书本、文具和电脑,他们更需要和外界平等的交流。自助旅行者每次出发时,带上一公斤文具或书籍等学习物品,送给沿途贫困落后的地区的孩子们,同时,抽了哪怕极短的时间,给他们讲一个故事,陪他们下一盘棋,听听他们的心里话……一公斤的物品,并不能给贫苦的孩子们带去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只要全心融入,和他们平等地游戏说笑,孩子们就永远不会孤单。

　　这就是“多背一公斤”公益行动的最初想法。安猪将这个主意告诉朋友,大家都觉得很棒。他便很快建立起“多背一公斤”网站,鼓励旅游者出发前多背一公斤,归来后登陆分享活动经验,发动更多朋友参与。

　　2005年夏天,在一次去云南的旅行中,安猪路过一所藏族学校,那是一所只有一名老师的学校。于是,安猪留下来,给孩了们上了几天课。半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了一段手机视频,一个小女孩,用稚气的声音说出自己将来的理想:“我希望快快长大,长大以后去找安猪哥哥玩。”小女孩叫茨里卓玛,是那所藏族学校三年级的学生,视频由支教老师的手机发来。

　　那天,正好是安猪33岁的生日,他说,那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驯服就是建立关系

　　后来,安猪辞职,专职管理“多背一公斤”公益网站和整个志愿者团队。“多背一公斤”不会去触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只是想巧妙改变某些小东西,赢得尊重和支持。

　　白薇是个典型的背包族,也是“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她每月都会买一本书,捐给山里的小朋友。这对她而言不是负担,从选书,买书,再到背着书跋山涉水,这种新鲜生动的体验,意义非凡。

　　白薇的搭档叫大卫,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心理医生。有天,大卫手里扬着一张纸,兴奋地冲白薇喊:“小薇,快来看,孩子写的给我的信!”

　　看了贵州山区的小朋友写给大卫的信,白薇有点妒忌,她开玩笑:“怎么我没收到信呢?”大卫这样安慰她:“老外优先嘛!下封信就轮到你了。”大卫高兴得像个孩子,白薇心间流动着暖暖的感动。

　　四川地震后,白薇和大卫结伴去成都讲课,他们很快想到可以帮“多背一公斤”送书到灾区图书馆,因此,便运了一车图书过去。白薇一箱一箱地往下搬书,不慎扭伤了腰,不能出大力,于是她一次只拿几本,就这样将书全部卸下了车。

　　孩子们见到这么多书,非常开心。他们挑战大卫打乒乓球。大卫上厕所时,他们怕他走了就再不来了,偷偷跟在后面。累了,他们就在操场上围成一圈休息,其中,有个扎着马尾巴的小女孩,用带着浓厚四川方言的普通话说:“大卫叔叔,西班牙的‘我爱你’咋个说呢?”。

　　想不到孩子们学得很快,小女孩能大声准确地用西班牙语说“我爱你!”

　　这时,让白薇意想不到的是,全班十几个小孩都站起来,用即时学来的西班牙语,异口同声地对她说:“我爱你!”此情此景,让白薇感动不已。

　　回到城里后,白薇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山里的孩子,在她的心里,已留有很重要的位置。每次,她给远方的孩子写心意,眼前总浮现出一个个孩子的笑脸,那些令人牵挂的孩子。她定期去书店给孩子们买书,然后在书上写上心意,同其他志愿者的一起寄去,或等下次旅行时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有次去香港,白薇跟安猪讲起这个故事时,安猪也说了个故事:《小王子》里,狐狸遇到小王子的那一刻,是她美好的时刻。“如果你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就一定会是欢快的。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其他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

　　 “这些小孩已经驯服我了。”白薇脱口而出。

　　白薇只是“多背一公斤”万千成员中的一个。她和孩子们的“驯服”关系,也能够代表团队的所有成员。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也许很多人都无法坚持。

　　用企业的方法做公益

　　 值得一提的是,“多背一公斤”被孩子们驯服的同时,也驯服了几家重量级的国际国内投资机构,得到他们的长期支持,渐渐发展成为中国民间公益机构的范本。

　　2008年初,“多背一公斤”全职团队增至五人,志愿者队伍达到两千人。然而,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安猪的日子一天天不好过起来。资金一直是制约中国民间公益机构的瓶颈。在基金会和企业眼里,他们是最底层的执行者和体力劳动者。

　　有一次,为了一笔资金,安猪来来回回跑了不下二十回,资金提供方的条件却越来越苛刻,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对方连起码的项目运作费都要克扣,而该项目安猪已经垫资执行。对于志愿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情剧时不时上演,你只有咬着牙认命。

　　安猪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先渡己,才能更好地渡人,“多背一公斤”若要发展,必须另辟蹊径。因此,安猪注册了爱聚咨询公司。爱聚的社会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为“多背一公斤”提供资金支持。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安猪已学会建立一个稳定的团队、发展商业以及快速开展大型项目,这些都是沟通技巧、计划和组织能力的证明。他希望这个“组织”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企业,用正当的商业赢利来开展并保证组织的健康发展。

　　他愿意并有能力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