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酒局之妙不在“酒”而在“局”。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酒局在历史文化上承担了如此多的功能，朝代的兴衰都能与酒局联系起来。
酒桌上的中国
抛开利益局，纯扯淡、纯聊天，开怀畅饮、放浪形骸，这叫“酒肉朋友”。“酒桌经济”难免，“酒肉朋友”难得。更多的是我请你喝酒、你帮我办事，喝酒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在中国，不一定什么事都可以摊到桌面上来说，酒桌除外。酒桌适宜神交、社交、私交。酒桌浇筑了一个社交的中国、节庆的中国、礼仪的中国。网友们曾对招待奥巴马的国宴津津乐道：翠汁鸡豆花汤、中式牛排、清炒茭白芦笋、烤红星石斑鱼、一道点心、一道水果冰淇淋和2002年的长城五星葡萄酒。
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因此，酒精文化碰到汽油文化就伤痕累累，禁酒令越来越严，仍难敌陪酒之风，把车扔在原地，酒还得照喝不误。
你可以不懂中国话、不懂中国文化，会喝就行。无怪乎老外感叹“中国就是个大party”，party上不认识人没关系，语言不通不要紧，酒量甚至也无所谓，只要你自己High起来，似乎就足够了。
在中国，酒是文化、礼仪、历史、风俗；最后酒酒归一，酒是关系，酒桌即可看中国。
酒局改变历史
在中国，酒局之妙不在“酒”而在“局”。易中天曾说，“政治即吃饭，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他这话并不夸张，有诸多史实可以佐证，如蔺相如渑池会上屈秦王，开赵国数十年之太平。曹操邀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历代著名酒局已是耳熟能详。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酒局在历史文化上承担了如此多的功能，朝代的兴衰都能与酒局联系起来。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说的不过是几杯小酒忽悠走了天下兵权。一顿酒就巩固了宋王朝的中央集权。以酒宴的方式解除禁军主要将领的兵权，是宋初政治、军事中的一件大事，酒酣耳热之际，谈笑风生之中，平静地对禁军进行改革。 毫无疑问，杯酒释兵权是宋初重要的事件，将其视为大宋王朝的一个历史标签，也不算过分。
成王败寇，政治博弈向来凶险无比，再美妙的歌舞、再美味的酒水也不过是假象而已。项羽设下的鸿门宴原本就是个幌子，不过是试探刘邦是否想称王的借口罢了。刘邦明知项羽意在为何，依旧如约而至，就是不想与其撕破脸，毕竟双方实力悬殊。原想在酒桌中示弱以打消项羽的怀疑，不料项羽杀意已起，所以刘邦找借口逃掉。
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都是用酒说事。但寻常古人饮酒是为了作诗、猜谜，所以才诞生出《兰亭序》这般美帖。饮酒作为古代文人的雅趣，已属农业社会的浪漫，不复存在了。工业社会正涤荡一切儿女情长(马克斯韦伯)。
权力的酒桌
餐桌与权力到底有何关系?在法国历史学家马克·阿尔贝写的《权力的餐桌》一书中,从古希腊时代的公众宴会,到路易十四的豪华餐桌,直至如今爱丽舍宫的第五共和国晚宴,餐桌的变迁被视为是一个权力控制与驯服的过程——“菜”不仅仅是菜,“吃”也不是个人的事儿,因为在吃的“规矩”和“意义”背后,总有需要达成的目的。对应到我们当下,也可以说,在官员的酒桌上,“酒”也不仅仅是酒,“喝”也不是个人的事儿。
这从各式层出不穷的敬酒令中就可见一斑，如“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要当心；能喝白酒喝红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喝红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能喝饮料喝白水，这样的干部要让位。”诸如此类，不难发现，在很多时候，喝酒俨然成了为权者的干部的必备素养。
权力的酒桌上，敬酒与被敬，往往因桌上的最高权力而异。在一个酒桌上，你可能是敬酒者，也即被考验者；但另一个酒桌，你也可能升级为被敬者，成为考验他人的主考官。哪怕职别再低，在求办事者那里，你依然可以成为座上宾与被敬者。由此，敬与被敬，喝与被喝，成为一条盘根错节的食物链，无论是南北东西，只要有权力在场，几乎就没有不喝的道理，这成为“放之四海而通行”的酒桌文化。
不过，有送命之虞的酒桌，固然有传统酒桌文化的催化作用，但在根本上，还是权力文化的助兴。在这张酒桌上，喝的虽是酒，但比的却是权力。喝什么酒，如何敬酒，乃至如何挡酒，都是要被精细拿捏分寸的权力文化，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权力秩序的外在延伸，并构成支撑权力的现实注脚，以微妙的方式，显示一种权力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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