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主义者那里,我们感受到马克思的奋斗、达尔文的竞争,还有弗洛伊德的认识自己。所有这些实在的、社会的环境在赋予我们生存条件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太多压力。我们常常听到摇滚乐中关于“存在”的问询,那么今天,在最后的阅读里,我们何不来看看欧洲哲学的存在主义?
“上帝已死”所以我们要创造“存在”
或许我们不知道“存在主义”为何,但我们一定听说过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萨特说:“存在主义就是人文主义。”他的意思是存在主义者乃是以人类为出发点。但这种感情要比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悲观得多。他认为,人并没有天生的“本性”,因此人必须创造自我。他必须创造自己的本性,因为他的本性并非是一生下来就固定的。
我们是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我们就像是还没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提词人低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当人领悟到他们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死,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可以攀附时,他们就会愈加恐惧。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会感到疏离。人的这种疏离感会造成绝望、烦闷、厌恶和荒谬等感觉。
你也许还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曾经兴高采烈地强调人的自由与独立。萨特则觉得人的自由是一种诅咒。他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
我们是自由的个体,而这种自由使我们注定一生中要不断地做选择。世上没有我们必须遵守的永恒价值或规范,这使得我们的选择更加有意义。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全责。萨特强调,人绝对不能放弃他对自己行动的责任,也不能以我们“必须”上班、“必须”符合中产阶级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期望为理由,逃避为自己做选择的责任。如果我们逃避这项责任,就会沦为无名大众的一分子,将永远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一,逃避自我并自我欺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自由迫使我们要成为某种人物,要“真实”地活着。
在道德的抉择上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能把错误归咎于“人性”或“人的软弱”等等。我们可以发现时常有成年男子做出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却把这样的行为归咎于“男人天生的坏毛病”。世上没有“男人天生的坏毛病”这种东西,那只是我们用来避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借口罢了。
没有既定的本性,也没有无谓的自由
西蒙波娃曾试图将存在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她否认一般人所谓的“女人的天性”或“男人的天性”。举例来说,一般人都说男人有所谓的“超越的”或“追求成功”的天性,因此他们会在家庭以外的地方追求意义和方向。而女人则被认为具有与男人完全相反的生活哲学。她们是所谓“内在的”,意思就是说她们希望留在原地。因此她们会做养育小孩、整理环境等比较与家庭有关的事。西蒙波娃不相信有任何这种“女人天性”或“男人天性”存在。相反的,她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必须挣脱这种内在偏见或理想的束缚。
两性既有的存在意义在此被打破,这固然是件好事,女性可以挣脱曾经的标签去选择自由。但是正如存在主义本身所言:选择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当你以为你有更多选项可以选择,当你以为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要成为的样子生活,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没有“不需要抵抗重力的飞翔”,自由的代价或许也并没有让自由本身高贵。
当我们这个时代充满太多呼喊自由的声音,当年轻人们都渴望握有生活自由的主动权,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对自由项选择的同时,也要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道德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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